50年代社會上還真的公開放映過一部美國電影，這也是我看的第一部美國片——《社會中堅》。不過這部片子不是資產階級腐朽的文化代表好萊塢的產品，而是美國共產黨（不過後來反修鬥爭中批判資本主義國家修正主義共產黨時，美共是繼意共、法共之後第三個被批判的）領導工人階級製作的。它是描寫美國反動政府如何鎮壓美國工人階級的。工人搞罷工，結果被警察抓了起來。不分男女老幼都被關在鐵籠子裏。但是我記得最清楚的就是這些被抓起來的工人們互相呼應，一齊有節奏地高喊“我們要洗澡”“我們要洗澡”。當時我覺得很奇怪，進監獄要洗澡幹什麼？這個問題直到九十年代我才有點理解。
我看的一個彩色影片是什麼記不清了。因為黑白片拍得好的，就像水墨畫一樣，也是墨（黑）分五彩的。他拍的是黑白片，可是進入頭腦後，你把它翻譯成彩色的，於是記憶中就成彩色的了。例如蘇聯影片《一個人的遭遇》，英國影片《百萬英鎊》，德國的《獻給檢察官的玫瑰花》，法國的《勇士的奇遇》《紅與黑》等影片，我對它們的電影海報的記憶是黑白片，而實際看影片時留給我的記憶是彩色的，真是奇怪。另外，還有一種現象也幹擾了我的記憶：蘇聯影片中有一種“紅白片”，平常電影的黑色部分，它是紅赭色的。如50年代初的《忠實的朋友》（寫好朋友遠遊遇險的），《茹爾賓一家》（描寫造船工人生活的），這種紅白片很像曆時久遠的褪色的彩色片。
我看的第一次看立體聲寬銀幕片是在1957年。先是首都電影院停業，大家很關注，後說要改造成專放寬銀幕立體聲的電影院，引起了民眾的興趣。報上和《大眾電影》上做了很長一段宣傳，說這類影片是普通銀幕的電影無法比擬的，寬銀幕立體聲給觀眾的感覺是像進入影片似的。首都電影院終於開張了，大家排隊買票，盡管票價很貴。第一場是蘇聯電影《革命的前奏》，此片描寫1905年俄國彼得堡工人星期日上街請願，慘遭沙皇屠殺的故事。看電影時，我努力尋找進入影片的感覺，怎麼也沒找到。我感覺到的與普通銀幕的唯一差別就是俄國皇家近衛軍打著軍鼓從銀幕左邊走到右邊時，聲音也從左邊走到了右邊。可是這個寬銀幕的票價是五角錢啊，比普通銀幕貴了一倍以上。真不值。
從此首都電影院就成了北京第一個寬銀幕電影院。在這裏看的寬銀幕影片還有法國的《塔曼果》，這是根據法國梅裏美的小說改編的，描寫白人販賣黑人奴隸和黑人反抗的。蘇聯的《上尉的女兒》這是根據普希金小說改編的，那彌漫整個銀幕的西伯利亞的漫天風雪給我留下了永恒的記憶。
還有許多第一次，第一次的感覺總是難以忘懷的。
看電影的熱情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初，我在房山縣一個小山村下放勞動。我住的房東家坐落在靠近路邊的小山包上。冬天由於山峰高聳，太陽四點多就下山了，老鄉們五點多鍾吃晚飯，如果沒有會，一般六七點鍾就酣然入睡了。我比老鄉要睡得晚一些，每晚守著小油燈看會兒書，但十點鍾也就進了夢鄉了。睡到午夜時分常常會被遠路歸來看電影的年輕人吵醒。有房東的兒女，還有住在我房子對麵廂房裏幾個修路的姑娘。他們嘻嘻哈哈，或唱著“我家表叔數不清”，或怪裏怪氣模仿電影中的台詞“麵包會有的，牛奶會有的”。這些電影他們有的看了十多遍了，大多已經會背，但如果在公社或大隊裏放映，他們還是忍饑挨凍跑上一二十裏路去看。那時我快三十歲了，真是羨慕這些二十來歲的小夥兒、姑娘的精神頭。我想起自己熱衷看電影時也是在這個歲數。
從1954年到1964年這十年中我看的電影最多。1954年到1957年是在北京師大附中讀初中，住在和平門外的學校宿舍裏，常常跑到六部口的中央音樂廳和首都電影院去看。有時也到南邊虎坊橋的金城（後改京城，再後來關閉，地點在晉陽飯莊對麵）。從1957年到1960年在六十五中上高中，高二以後也住校，常到平安（後來改做兒童影院，在東方廣場之南，原中國青年藝術劇院西側）、蟾宮、東四工人俱樂部（在隆福寺夾道）、明星、紅星等影院去看。大學多是在學校裏看，或成幫搭夥地到影院裏看。那時的熱情也不減於前麵提到的小青年，隻是不太可能重複地看一個或幾個影片。我看電影的時代還是有一定的選擇性的，不喜歡可以不去看（學校組織的除外，高中時期學校組織去看《為了六十一個階級弟兄》就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