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生在北京，長在北京，住過老北京城內許多地方，還在北京慢慢變老，在這個城市裏備嚐了人生的酸甜苦辣，因此我心目中能代表北京的就是老北京城，或者簡單地說就是老北京內外城和皇城。因為有了這些城牆與城樓才是完整的北京。
看電影的記憶
前幾天，應郭寶昌先生之邀看他新拍的京劇藝術片《春閨夢》，放映地點是崇文門外的“搜秀影城”。十多年沒進電影院了，許多影院都是名稱增大，座位減少。影院升格為“影城”，座位卻從1000多減至100多，仿佛要給每個觀眾製造點“坐擁影城”之感，但我也沒有覺得怎麼舒服，隻是放映電影的成本增加了。我想電影票價上漲這是使普通觀眾不敢問津的重要原因之一吧。電影放映業的不景氣，有些是電影院自己製造的。不過這次進影院還是給我帶來了新鮮感，也喚起許多看電影的記憶。
難忘的第一次
20世紀的五六十年代（不包括1966年文革開始以後），到電影院看電影是個極普通的事。喜歡娛樂的北京人，特別是年輕人一年看四五十場電影不是特別稀罕的。那時單位一般是兩個星期組織一次看電影，作為工會的福利；人們也常常以看電影度過假日或星期天。至於寒暑假專門有學生專場（票價一角或五分），節假日還有夜場。我想，從那個時期生活過來的人們一定都會保留著豐富的“看電影的記憶”。
新中國建國那年我隻有7歲，小學二年級。看的第一個新電影是個紀錄片《百萬雄師下江南》，在中央電影院（今北京音樂廳）看的。至今我還清晰地記得當銀幕前那張薄薄的淺色簾幕還沒有打開的時候，“百萬雄師下江南”7個大字已經打在了上麵。看的第一個故事片是《天字第一號》，是講述抗日戰爭時期國民黨諜報人員打入一個漢奸大員家庭獲取情報的故事的。諜報人員以“天字號”和“地字號”排序；諜報人員接頭的暗語是問，“你的表幾點了。”如果對方說：“我的表白天快5分”，這就是“天”字5號，如果說夜裏則是“地”字。這種問答神秘而有趣，在北京小孩子們遊戲中流行了很長時間。這個電影大約是1949年初在國民電影院（首都電影院）看的，建國後這類“歌頌國民黨”的電影被禁，就不可能看到了。看的第一個外國電影是蘇聯的《喀朗仕塔德》，在大都市影院（這個影院現已沒有，舊址在西絨線胡同，四川飯館對麵）看的。這個電影是描寫1920年黑海水兵暴動的。隻記得一個情節是被捕的水兵，被綁上大石頭，從山崖上推入海中，而水兵身上備有小刀割斷了繩索，又從別處遊了上來。
文革前的十多年間看了多少片子？很難統計了，大約不下100部吧。但給我留的印象深的，現在還有清晰記憶的似乎多是外國影片。20世紀50年代初，中國與外國交往很少，這時隻有大量蘇聯電影和少量的東歐電影。最早的譯製片是東北廠（後來的長春電影製片廠）譯製的，放映這類影片時都要在海報上鄭重地寫上“華語對白”四字，以招徠觀眾。不過當時的“華語”還不是現在的普通話，而是民國時期，糅合南北兩京口語而成的“國語”。文革當中能夠公開放映的《列寧在十月》《列寧在1918》等都是東北廠譯的，此時人們已經習慣普通話了，再聽著列寧、瓦西裏等講的東北味兒的國語很好笑，所以許多年輕人喜歡拿腔作調學“麵包會有的，牛奶會有的”“讓列寧同誌先走”等對白。這時翻譯的而且很火暴電影還有《鄉村女教師》（後來上了北京師範學院，常聽到有許多同學以當“鄉村男教師”自嘲）、《欽差大臣》、《夏伯陽》、《保衛察裏津》、《日日夜夜》以及高爾基的“三部曲”《我的童年》、《我的大學》、《在人間》等。
我一接觸電影看的就是黑白的有聲片，但在50年代也看過無聲片。給我記憶最深的是上初中時看的卓別林的默片，大約是在1956年，我們在階梯教室上完“動物課”後（當時生物分兩門《植物學》《動物學》），就著放映機（放完教學片）給我們放了一段卓別林短片，雖然這是默片，但卓別林的滑稽動作還是逗得大夥狂笑不止。那時談論美國電影都是犯忌的，特別是好萊塢，就是西方腐朽反動文化的象征。有文化的人，隻要提到“好萊塢”三個字都要加上幾句批判的話，免得使人懷疑自己立場有問題。不知道老師出於什麼想法，冒險放了一段美國片。好在這是在反右以前，大家的階級鬥爭的“弦”還繃得沒有後來那麼緊。補充一句，一般中學不會有階梯教室。初中我在北京師大附中就讀，在老北京師範大學舊址（和平門外）上課，用的是師大的教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