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天下午兩點，烏雲密布，氣壓很低，各組集合，畢業班到禮堂聽傳達文件。但去得同學很少，隻有我們中文係二班一百多人去了（後來知道有反動學生的班才去）。禮堂顯得空蕩蕩的，此時外麵雷電大作，風雨交加。中文係總支書記陳某某宣讀《關於高等學校應屆畢業生政治思想反動的學生的處理通知》和北京市委大學部、北京高教局關於貫徹中央決定的決定。禮堂靜得出奇，每個人都是心懷惴惴，不知道是否會有什麼倒黴的事降臨到自己的身上。我更是自知難免。陳某某拖著他那河南腔，宣布清理反動學生運動開始，並說清理思想運動是解決人民內部矛盾，清理反動學生是解決敵我矛盾。這是對敵鬥爭的開始。他還宣讀了劃分反動學生的六條標準：基本核心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落實到具體問題上就是反對三麵紅旗——總路線、人民公社、大躍進；反對黨的反修政策，追求民主自由等。會後大多數人鬆了一口氣，他們解脫了，我粉墨登場了。
中文係1964年應屆畢業生三百多人，分四個班，每班劃兩個反動學生，共八人。這八個屬於內定的，不戴帽子，不給行政處分，按畢業生對待。一個公開的，戴上帽子，給予處分，不按畢業生對待，勞動考察期間每月隻給生活費28元。其實我的問題是什麼呢？隻是與同學私下聊天時，曾說到廬山會議和困難時期的經濟狀況，對於“三麵紅旗”給國民經濟造成的損失很痛心。另外，在學習“九評”（1963年到1964年之間，《人民日報》發表的批判“蘇共中央給全體蘇共黨員公開信”的九篇社論）時，我曾提出個問題，同樣是政權從一個階級轉到另一個階級手中，為什麼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就不能和平過渡，從社會主義到資本主義就能夠和平演變？不久有詩記此段心情：
超邈道心豈可求，天涯海角係浮鷗。劉郎偶題傷春賦，楚客長吟去國愁。
莫道三生如一夢，誰知萬死即千秋。扁舟落葉中流去，不覺風飆浪打頭。
一蓑煙雨任平生
這個集子所收的大多與個人經曆有關的散文與隨筆，或者說是多少帶有點自傳性質的文章。
寫自傳對於我們那一代中國人是不陌生的，我們生活在垂直的組織化的社會，你那點事總得讓組織知道呀，因此我們年輕的時候是不怎麼講求“個人隱私”的，把自己的事告訴組織，光嘴上說還不行，最好還是寫，這就近於自傳了。
1954年，我上初中，正逢“忠誠老實運動”，隻要是在國家單位工作的，人人要寫自傳，而且要貨真價實，不許吞吞吐吐。我上初中二年級時，有一篇作文題是“我的自傳”，一個十三四歲孩子有什麼可寫的？但還得搜索枯腸，拚湊詞句，裝作大人的樣子，發表對人生的感悟，真是有點“為賦新詩強說愁”了。
到了高中，開始參加政治運動了，在紅專大辯論中，批判個人主義。為了做到紅專相兼，第一步就是向黨交心，把醜陋的、不正確的思想向組織說清楚。寫自幼以來的思想經曆，這就近於思想自傳了。依稀記得我曾寫過：小時候，母親老給我講窮孩子認真苦讀的故事，從而事業有成，考中進士，做了官，給祖宗爭光。這就是自己為什麼生在新社會而又有“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封建思想的原因，最後還要表態要與這種影響劃清界限，做又紅又專的共產主義接班人。
也許是個性所致吧，在那個瞬息萬變的時代，我總覺得自己跟不上社會的腳步，時時有掉隊之感，例如學校組織大家到郊區參與畝產小麥120萬斤的高產田的深翻土地活動，我就表示不理解而被校方從大躍進的行列中開除，並責令回學校寫檢討，深挖錯誤的思想根源。這一般都要從家庭寫起，按照社會的要求猜度你還沒有降生前的情景。這是個包括家庭背景的自傳了。再後來也許是自己命不好，或者說缺乏自我矯正的能力或習慣，不斷地出錯，不斷地檢討，不斷地挖犯錯的根源，於是小時候的經曆就不斷地回到我的記憶中來，所以寫自傳對我來說不是什麼難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