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高中就跟不上“時代的潮流”，可以說一步跟不上，步步跟不上，於是連續的倒黴就不可避免。1964年大學畢業時清理思想就被清理了出來，成為“反動學生”，那年師院畢業1000餘人，公開劃的就我一個，但還有“內定”的八位，就是不戴上“反動學生”的帽子，還分配工作，但分配後第一年去農場勞動，在檔案上寫上。閔家胤兄畢業也“跟不上時代的潮流”了，不過還屬於“內定”的，先勞動了一年，才分到中學教書。我是在各種苦難中輾轉，後事出偶然，又被送入監獄。
厄運真正消失是在粉碎四人幫之後，社會安定了。我也有了一份能把謀生與愛好統一起來的工作，後來成家，有了妻小，直到退休，不愁吃穿凍餒，再也沒有因為一兩句話說得或寫得不當，有人找麻煩了，有了點為人們豔羨的“庸福”。龔定庵說“文格漸卑庸福近”，我的“文格”從來也沒高過，“庸福”冉冉而來，也屬正常吧。
前兩年，工人出版社的王建勳兄沒有退休的時候，約我寫個自傳。我說隻想分著寫點各個生活階段的感受。比如讀了幾十年的書，我寫了一篇《讀書隨想錄》五萬多字，1999年《十月》雜誌分為兩段發表；還想寫一篇《娛樂記往錄》，記北京從50年代到60年代中看電影、看話劇、聽戲、聽音樂等有趣的生活。其他如在南口勞改、在農村勞動、在監獄的生活和近三十年在學術界活動都不乏可記之處。他說：這不就是“自傳”嗎？快寫吧！可我覺得規模太大，他又催稿很急，就為他寫了一本別的書，所謂“自傳”就擱下了。當然如果有報刊相約，往事還是經常出現在筆端，因此就有了這些零零碎碎的文章，得以裒為一集。
集子借用了蘇東坡的《定風波》中的名句，非敢以坡翁自擬，而是反思自己一生的缺點真是與他有相似之處，都是沒有做到孔門的兩大告誡“節飲食，慎言語”。坡公感慨這是“人之所共知而難能者”（《東坡易傳》），所以他明知一肚皮裝的都是“不合時宜”的，但又偏偏寄之於詩，結果是鬧出了“烏台詩案”，進了禦史台的監獄，差點沒能出來。本來因詩得罪，蒙皇恩浩蕩，大年除夕被釋放了，總應該接受點教訓了吧，可是一出獄坡老的手又癢了寫下“平生文字為吾累，此去聲名不厭低”，“卻對酒杯渾是夢，試拈詩筆已如神”。這又給他醞釀了後禍。
雖然我也很早就知道這兩大金律，但總覺得這是對有權有勢的君子說的。他們生命金貴，生老病死關係著國家的安危、百姓的福祉；由於“王言如絲，其出如綸”“一言興邦，一言喪邦”。因此，對於他們來說“口”之事亦大矣，要把好這一關。至於平民百姓，命如螻蟻，言若飄塵，愛吃什麼就吃點什麼（前提是別鬧“自然災害”和買得起），口無遮攔也沒多大關係。到老了才明白了這兩條的普適性，別以為它們與自己無關。也可以說這是傳統文化貢獻給人類的普世價值吧。
元豐五年（1082）三月七日，坡翁貶居黃州之時，玩賞於沙湖道上，遇雨。雨具先去，同遊之人狼狽不堪，而坡公卻渾然不覺，仍然徜徉在山山水水之間（這是蘇東坡派頭，是我等俗人學不來的）。一會兒雨停了，他寫下這首詞：
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竹杖芒鞋輕勝馬，誰怕？一蓑煙雨任平生。
料峭春風吹酒醒，微冷，山頭斜照卻相迎。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
雖然才情不能望坡公項背，但對風雨的耐受，差可相擬，因此不憚眾人哂笑，用以名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