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1月11日，中央軍委頒發命令，免除了蕭勁光海軍司令員的職務，任命葉飛為海軍司令員（此前為海軍政治委員）。從此，蕭勁光正式告別了戰鬥了三十年的海軍司令員的工作崗位。他所擔負的職務，主要是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1979年6月，第五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入選）。1982年9月召開的中共十二次代表大會上，他又被選為中顧委常務委員。
作為黨和國家的領導人，蕭勁光時刻思考著國家政治、經濟建設大計，關注著黨的事業發展、壯大，盡職盡責地履行著自己的權利和義務，但他思考、關注更多的仍然是海軍的建設。他仍孜孜不倦地鑽研海軍知識，通過報刊、電視等多種渠道了解世界各國海軍的最新信息，思考總結海軍三十年的成敗得失。1981年前後，軍隊、地方先後都成立了黨史資料征集辦公室。基於蕭勁光的資曆、閱曆，許多老戰友提議他寫回憶錄，蕭勁光沒有答應。他信守著幾十年的三條原則：不講條件、不爭名利、不計得失，他不願意寫自己。1982年，他突然改變了想法。促成他想法改變的是海軍黨史資料征集辦公室的一位年輕的女幹事張煒。蕭勁光逝世後，張煒在回憶文章《交之忘年得之永年》中記述了這一過程：
那是1982年的仲夏，您的秘書帶我走進幽雅的客廳。在青年人眼中，像您這樣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身上都有一種神秘光環。您知道嗎？當我舉手向您敬禮的時候……由於我的年輕、我的淺薄閱曆和夾雜著的女性的自餒和怯懦，我很緊張。
“搶救？！”您聽了我談的遵照中央和全軍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的指示，向老同誌“搶救黨史資料”的來意後啞然失笑。您說：“我被搶救過兩次了，因為兩次心肌梗死，不曉得現在又需要一次搶救……”這風趣的語言，這深深的幽默，一下縮短了我們之間的距離。“我一向不主張寫回憶錄，感到自己沒有什麼好寫的，隻不過在黨的領導下工作了幾十年，滄海一粟吧。”您收斂了笑容，認真地說：“聽了你的宣傳，既是為黨史提供資料，老同誌有義不容辭的責任。”隨即您又問及我的情況。
“我是學曆史的，對黨史感興趣。蕭老的一生與黨的曆史同步，我想這是一個很好的學習機會……可是我年輕，水平不高，但我有信心……”由於擔心得不到您的信任，我有些語無倫次。
“好嘛，好嘛。你有興趣，我也有興趣，我們就有了合作的基礎，水平高低都是相對的。”您看出了我的心思，“我喜歡青年人，誰都是從青年走過來的。我們交個朋友吧。請你來搶救我。”
從這一天開始，蕭勁光打開了塵封已久的記憶閘門，向張煒和秘書王祖堯等同誌，緩緩敘述自己六十餘年跌宕起伏、多姿多彩的軍旅生涯。
長期的軍旅生活，使蕭勁光飲食起居都帶著軍事化的色彩。一事既定，絕不變更。計劃一旦議決，便照章辦事。此後一年多的時間裏，他每天上午都拿出一至兩個小時的時間回憶、介紹情況。為了準確無誤，蕭勁光翻出了早年的若幹工作筆記、日記，有時還認真列了提綱。整個合作是愉快的，當然，小的誤會也在所難免。
張煒治學嚴謹。在這期間，她一邊聽蕭勁光介紹情況，一邊跑檔案館，找知情人談，努力挖掘、搜集鮮為人知的黨史資料。一天，張煒提出：“司令員參加過北伐戰爭，在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前見過蔣介石，能否談得細一點？還有，您在延安八年，與毛主席、朱老總交往很多，這些在文件記載上是沒有的，最好能多介紹些情況。”
在此前一天，因張煒連續問及他在蘇聯六年學習期間的生活細節，聽列寧、斯大林、托洛茨基講演，為列寧守陵，以托爾馬喬夫軍政學院中國班黨支部書記身份主持蔣經國轉黨等，蕭勁光已有些不高興。今見她又提出這幾個問題，便嚴肅地說：“這些事談那麼細幹什麼？黨史工作是一項嚴肅的工作，不能獵奇、圖熱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