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時代的田舜年，就對華夏曆史產生了濃厚興趣，對所謂“正史”的傳記體史書“二十五史”——《史記》（西漢.司馬遷）、《漢書》（東漢.班固）、《後漢書》（南朝.宋範曄）、《三國誌》（晉.陳壽）、《晉書》（唐.房玄齡等）、《宋書》（梁.沈約）、《南齊書》（梁.肖子顯）、《梁書》（唐.姚思廉）、《陳書》（唐.姚思廉）、《魏書》（北齊.魏收）、《北齊書》（唐.李伯約）、《周書》（唐.令狐德棻等）、《隋書》（唐.魏徵等）、《南史》（唐.李延壽）、《北史》（唐.李延壽）、《舊唐書》（後晉.劉昫）、《新唐書》（宋.歐陽修等）、《舊五代史》（宋.薛居正等）、《新五代史》（宋.歐陽修）、《宋史》（元.脫脫等）、《遼史》（元.脫脫等）、《金史》（元.脫脫等）、《元史》（明.宋濂等）、《新元史》（近人.柯劭忞）、《明史》（清.張廷玉等），他不僅全部瀏覽，而且對每部史書都有深研。承襲王位以後，他立誌編纂一部下限至明末之通史。
一日，他向嚴守升討教：“吾欲將二十五史各取其精要，合纂一部，以讓讀史者覽一部而知上下五千年，不知有何見教？”
守升曰：“如此極好，讀史者可獲事半功倍之效。不過，有此構想者，絕非爵爺一人，且早有《通鑒》、《綱鑒》之類行世。至於新編通史，朝廷史官恐怕早已有人正深謀構架，爵爺有心，當捷足先登也！”
“筆墨功夫，各有各的路數，讀者擇選，方有餘地。”
“爵爺有此大誌，不才當全力以助，有效勞之處，盡管分咐。”
舜年欣喜：“有亞父為助，事可成也。”
“吾有一摯友，嶽常道姚淳燾，名噪史界，爵爺之史稿成，可請為敘。”舜年欣曰：“吾本欲請亞父為敘，介因亞父著述負重，不敢啟齒，今亞父為吾薦高，情義皆可敬也。屆時，吾當求之。”
舜年與商霖談及修史之事，商霖驚曰：“編此巨著，工程浩繁，乃專門史家所為，王侄日理萬機，何得閑工以為心勞？再言，爾之筆作甚多，未必不顧此失彼？”
舜年笑道：“勤政與勤著互補。一個勤字，乃我畢生所求！”
商霖搖頭喟歎：“真苦煞王侄也！”
舜年又與昺如談及此事，昺如冷冰冰嘲諷：“想是父王要去朝廷為官，不然，怎的管起這朝廷該管之事？”
舜年斥之：“小子無誌，不相為謀也！”
舜年每處理完軍政要務，便靜下心來，安心著述。為了方便，除爵府設有小昆侖讀書台外，於萬全洞、情田洞、洞城、南府、帥府、中府等，都設有書齋，藏書一萬餘冊。專門設有籍管員，負責購書、包裝、登記造冊，庫房管理，並查尋舜年所需資料，整理舜年文稿。
舜年覲見皇上，往返半載。其間，多有閑遐，除了交遊、商聯，還遍逛京都、省會書市、籍館，大購所愛典籍，或抄錄有關資料。去時騾馬馱人馱禮，回時騾馬馱人馱書。
經多時醞釀架構，舜年擬撰書名為《二十一史纂要》。由“二十五史”縮為“二十一史”，乃為“合成”之法，《漢書》與《舊漢書》合為“漢史”，《舊唐書》與《新唐書》合為“唐史”，《舊五代史》與《新五代史》合為“五代史”，《元史》與《新元史》合為“元史”。其“纂要”仍為傳記體，比司馬遷《史記》、司馬光《資治通鑒》等通史更簡明、更集中。除了簡述傳說中的“三皇”、“五帝”重點記敘有史記者之曆朝曆代包括君王在內的重要人物、重大事件、主要政績及政治、軍事、經濟、文藝、倫理、律典、創造等突出之處，編纂之中，把握四大原則：其一，重史料，少想象，不杜撰；其二，重考證，求信史，不人雲亦雲；其三，重實事，秉筆直書，不隨意褒貶；其四，重通俗易懂，不作文字遊戲。
經七八個春夏秋冬苦心孤詣的勞作，《二十一史纂要》終於於康熙三十六年殺青。舜年請守升、田圭、田瞻、商霖、仕仁等初閱，皆拍案叫絕。守升細查，《纂要》所引史料，除“二十五史”以外，其它左證，出自“四書”、“五經”、“六藝”等一百餘部典籍。如黃河水道的開鑿，司馬遷說是“禹”所為，記曰：“河菑衍溢，害中國也尤甚。唯是為務，故導河自積石，曆龍門，南到華陰，東下砥柱，及孟津雒汭至於大邳”（《史記.河渠書》）。左邱明在《左傳》中亦記載，“天王（景王）使劉定公勞趙孟於潁，館於雒汭。劉子曰：美哉禹功……微禹，吾其魚乎！”更早，更有《孟子》所謂“禹疏九河”，《莊子》“禹湮洪水，決江河，四通四夷九州。”《纂要》認為，這是一種誇大的傳說，對於此說，屈原就作過如此反問：“洪泉極深，何以窴之，地方九則，何以墳之？河海應龍，河盡何曆？鯀何所營？禹何所成？……九州安錯！川穀何洿？”（《楚辭.天問》）。整個鑿河工程，尚以石器為勞作工具之“堯”、“舜”、“禹”傳說時代，是不可能實現的，而是夏禹“治水三過家門而不入”之義德感化數代勞民前赴後繼，方能“三萬裏河東入海。”
嚴守升早已致書摯友姚淳燾，請為“纂要”作序，姚雖是謙讓，但終究還是應承下來。
三月初，舜年令昺如帶一舍人，引騾馬三匹馱著書稿及禮物，長途跋涉，去嶽州向姚師求序。出山之道，經數年不斷鋪修，倒也順暢，不過兩旬，便達姚邸。不期姚公遠遊，隻得落旅館以待。數日，複登門拜謁，仍不見回。昺如對父王修史之事本就不感興趣，加上長途跋涉，備嚐辛苦，心裏極為不悅。加上兩次吃閉門羹，更是一肚子窩火。於是，打算將書稿交姚公家人，自己一走了之！隨從連忙勸阻：“不妥，恐有失禮節，爵爺必問責矣！”又過了四日，方聞姚公回，於是得已禮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