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幅下田照片所取的構圖，其中的關聯就是時間。一是代表過往，一是象征未來，而拍照的瞬間正是現在。林家的孩子們終將長大，是否會像他們的父輩成為莊稼漢，不得而知。但，我想傳達的是：傳統倫理道德的價值，需要播種、深耕，更需要代代傳承。
山的另一邊
早餐店的小妹，一位十五六歲的泰雅族少女好奇地問我：
“大家都下山了，叔叔怎麼還不走？”
我在桃園縣複興鄉的巴陵山莊待了兩天，附近的山地部落全跑遍了，卻一直沒找到適合報道的題材。之前沒料到，全長一百三十九公裏的北橫公路通車後，沿線的山地管製區陸續開放，每逢假日，登山隊伍和觀光客把滿山的果園、著名的拉拉山神木以及大大小小的村莊都擠成了鬧區。
“我還沒拍到想拍的照片。”我用最簡單的話回答她的疑問。
“您想拍什麼？是不是臉上有記號的老人？”
說的也是，這一趟，我就連一位黥麵的老山胞都沒遇上。熱心的女孩想幫忙，興奮地告訴我她拍過，旋即跑進房間翻了三張照片出來。其中兩張是身著傳統服飾的泰雅族婦人，額頭和腮幫子雖然文有刺青，卻是氣韻全無，表情呆板、姿態僵硬。女孩見我反應平淡，猶疑著是否該把手中握著的另一張照片也給我看，臉上突然現出的羞怯，令我想給她一點鼓勵。
“你拍得很好啊，最後這一張一定更棒。”
我順手從她掌中抽出那張照片，一瞄便被懾住了。畫麵是整片被梯田盤踞的山頭，盡管取景角度平實無奇，呈現的景象卻扣人心弦。
“這是在哪裏拍的？”我迫不及待地問，盤算著無論如何也得去一趟。
“爺亨，我的老家。”女孩遙指遠方，比了個越嶺的手勢，“就在山的另一邊。”
西螺的惜福老人
來的真不是時候，一路經過的田園都不見有人工作。雖已入冬，但寶島一年三作，什麼季節都有農事好忙，誰知我竟然趕上水稻、旱穀以及各類蔬果都剛收成好的空當。嘉南平原難得有閑，舉目望去，不僅沒半個人影，連樹木也顯得稀稀疏疏、零零落落，冷冽的風在耳旁呼呼作響。
正發愁該往哪個方向繼續旅程，隻見遠方一坨影子緩緩移動，料想是有些什麼事。朝目標行去，靠近了才發覺，一位戴著鴨舌帽、打著圍巾、身穿厚夾克的老翁駛著一頭老牛車，沿途撿拾一畝畝園區裏的棄置物。蔗葉、菜根、采收過的豆莖、樹木剪下的枝椏、整修圍籬換下的殘木破竹都被他當成寶，整個田野被他撿得一幹二淨。
對於我的出現，他一點也不訝異，也絲毫沒質疑我拍照的動機，還老遠就對著我點頭微笑，仿佛我是舊識，是返鄉的遊子。在那個天蒼蒼、地茫茫的當下，一個陌生人的善意還真是讓人溫暖又受用。我拍我的，他忙他的，兩人專注地幹著自己的活兒，並行了半晌，連話也沒說上一句，卻仿佛多了個伴兒。
當時的我年輕，不太明白這位看起來並不貧困的老人，幹嗎頂著寒風撿些隻能當柴火，且又不耐燒，頂多起起火的雜物。現在就能體會，這位鄉下老者是惜福，珍視大地供給人類的一切。惜福的人往往也惜情，縱然隻是片刻凝視，我在他眼裏也成了有緣人！
布農族的床頭話
要說挫折最多的拍照經驗，就屬去台東縣海端鄉利稻村的那趟。我在台灣全島走透透，唯獨當地的布農族居民不願被拍，對相機仍然懷有恐懼，認為攝影會把人的靈魂給攝走。都已二十世紀末了，照相術發明之初的迷信還存在，可見那村落當時有多封閉。
也難怪，利稻被重山峻嶺包圍，若非1972年年底南部橫貫公路通車，村民很可能還活在十九世紀的氛圍裏。總之，我一舉起相機，無論大人小孩，不是紛紛躲閃，就是連連怒罵。問明原委之後，我幹脆把相機放進包包，陪一戶人家到田裏拔了一下午的玉蜀黍。村裏沒有秘密，一家就代表全村。贏得好感與信任之後，第二天我就被允許拿著相機四處取景了。迷信雖然難以破除，人與人之間的真誠與互信卻能穿越樊籬。
一位喝醉的村民告訴我，在他們的先祖時代，有個大家庭的十二兄弟都討了老婆，同住在一間大屋裏。為了怕床頭話被聽到，每對夫妻都自編暗語傳情，時間長了就各有一套語言係統。有一天巨洪來襲，衝散了家族，十二對夫妻各自在不同的地方繁衍，成為後來講著不同語言的十二支台灣少數民族。
離開利稻的那天早上，我在公交車招呼站碰到這對要下山打工的布農族夫婦。麵對鏡頭的他們雖不再惶恐，卻也不十分自在。太太靦腆地笑起來，小聲地跟先生說著我聽不懂的語言，傳承自他們先祖的床頭話。
流籠裏的農夫
連日豪雨終於歇止，可是山洪直泄、溪澗湍急，原本可以溯溪而過的河道沒人敢走。埔裏鎮桃米村的這條小溪一直就沒搭橋，大水一來，村民隻能借著簡陋的流籠，把自己拉過河。景象叫人心驚肉跳，我在島上所見過最驚險的交通工具，莫過於此。
當時，我們正在為了電視節目出外景，車輛在山區裏走走停停，已經繞了好幾天。夏日午後，西北雨來得急猛去得快，前一刻還陽光普照，刹那間便烏雲罩頂，雷聲如鼓，雨水嘩啦啦地倒下來，才幾秒鍾就能把人淋成落湯雞。四周全是白茫茫的，司機將車停在路旁，雨不停不敢上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