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一度的“春呐音樂季”舉行時，台灣各地的樂迷全往恒春半島擠，旅館得提早幾個月訂。從車城到墾丁、鵝鑾鼻的民家，隻要騰得出空間，都能當雅房出租。我是古典音樂及世界民族音樂的發燒友，自然不曾前來湊熱鬧。
“車城”之名其來有自。十七世紀中葉，鄭成功收複台灣，命令部將率兵由水路前往島嶼南端開拓。兵船在附近登陸，土人用樹枝搭架的茅舍遠看就像是一摞摞的柴堆，因而將此處取名“柴寮”，後來人丁旺了便改稱“柴城”，叫久了走音，就變成了現在的“車城”。
原本我是衝著車城的洋蔥而來，並不知道它在台灣開發史上的地位，卻因此發現了它血漬斑斑的過去：平地人和當地居民打仗，當地居民又和來侵的日本人打仗。以前曆史課本沒教的，現在全補習上了；洋蔥田下，埋藏的竟是我們所不知道的慘痛。對一位旅者而言，掀開過往的傷口不是目的，向曆史學習也會時有困惑。把相機鏡頭轉向孩童，卻會讓我覺得，留下一張張無染赤子的笑靨，好過一切對曆史的惋惜與辯證。
在電影《海角七號》大賣座之後，恒春又登上了新一波的高潮。男主角的家、女主角待過的飯店、郵差送信的沿途都成了熱門觀光景點。電影內容述及日據時代一位與本地女孩戀愛的日本男子，在日本戰敗後必須返國。兩人分手後，一包收信地址為“海角七號”的信，寄出半個世紀後才被送達……
不知當年我在車城拍攝的那些民家，在日據時代的門牌是海角幾號？
比利良的最後人家
有時，眼前明明出現一個絕佳的畫麵，卻讓人辛酸地按不下快門。那天，我告別比利良，在幹涸的溪穀間與當地最後的那戶人家擦身而過。走在最前頭的母親穿著襤褸、舉步無力，失魂落魄的樣子讓我無法將相機對著她，隻有轉向她的家人：以褲為帽，赤身拖著玩具卡車的小兒子、頂著半袋米的二兒子和扛著雜貨的丈夫。半個月的口糧還有著落，可是，在台北工作的大兒子久久還沒寄錢回來，沒錢就不能搬家。
位於台東縣卑南鄉的比利良是魯凱族語“衣利浪”的漢譯，意指“河的兩岸”，地勢倚山麵海，每逢大雨就會遭逢山洪暴發。從數座被埋在土石流下的橋墩殘骸，可知大水的破壞力道。曆經多次水災後，大半族人都已遷離，政府決定協助剩下的二十八戶遷村，在河對岸提供土地，並補助重建房舍的三分之二經費。族人對此德政感激萬分，我也趁著新屋即將落成之際前去與村民同慶，沒想到，竟還有一戶人家未搬離。
老部落已斷水斷電，這戶人家獨自守著形同廢墟的荒涼村落，仿佛被文明遺棄了一般，孤寂可想而知。然而，在他們家那沒被洪水衝走的殘破梁柱和牆麵上，仍舊讓我看到堅守的傳統：臨時搭起的床頭供著一堆小米穗，梁上懸著兩把番刀、一串十字架念珠，一排山豬牙就掛在梁與牆之間拉起的鐵絲上。一進門就能看到農收和狩獵的成果，顯示了這家人的自重，並期待他人的敬重。時代的腳步早就飛奔到望不見的前頭了，他們卻仍把族人的習俗牢牢地守著，堅定的信仰就像那串高掛的念珠一樣不受動搖。
每次重看這張照片，我就覺得，這家人肯定會渡過難關的。就像那光屁股的小子，隻剩心愛的玩具車，卻帶著頂天立地的知足與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