貫徹“科教興國”戰略，要落實在行動上。我們呼籲，在各級政府機構重視對教育投入的同時，要加大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對同級財政預、決算的審議力度，加大對有關政府部門財政行為的監督力度，確保4%目標的實現。
“窮國辦大教育”應堅持幾個“並舉”
毋庸諱言，實現上述4%的目標需要一個過程；而即使實現了4%的目標，也不足以保質保量地實現15%大學毛入學率的目標；更重要的是，我們還要繼續實現20%、30%乃至更高水平的中長期目標。所以，僅靠增加政府投入來實現高等教育的大眾化是不行的。
因此，在資金投入問題上的另一項重要政策選擇，就是實行多渠道籌集辦學經費，堅持“兩條腿走路”的發展方針。其具體內涵可概括為若幹個“並舉”：
政府投入與學生適當繳費並舉；全日製教育與非全日製教育並舉；公辦教育與民辦教育並舉；正規學校教育與自學考試製度並舉（我國從1983年起，正式實施高等教育國家自學考試製度，這是世界範圍內的一個創舉）；傳統的學校教育組織形式與函授教育、現代遠程教育並舉；大學學曆教育與高中後職業資格培訓並舉；學校培養學生與學校增強社會服務功能並舉，等等。
這些“並舉”增加了社會對教育的投入，增強了學校自籌經費的能力，也有利於提高投入資金的利用效率。目前，我國公辦大學的經費支出中，財政撥款已經下降到平均占65%左右；許多大學甚至隻占50%左右。這些“並舉”應當堅持，因地製宜、因校製宜地擴展，並在實踐中不斷地完善和規範。
我以為，上述兩項政策選擇是同等重要的。然而，現在人們似乎更多地對後者感興趣。這當然也是必要的，因為這裏包含著教育的若幹製度創新的問題。應該支持和鼓勵創新，但如果隻是強調後者，而對前者很少論及，甚至有意無意地加以回避，則是令人擔憂的。
教育產業不能“市場產業化”
在這裏，不能不提及所謂教育“產業化”、“市場化”的問題。把教育稱作“產業”，隻是“產業”這個概念的泛化，與工、農、商這些原本意義上的產業有很大區別。這是因為人們在計算國民投入與產出時，把教育列入第三產業。但切不可望文生義，以為既然教育也是產業，就應當“產業化”，就是要用辦企業的辦法來辦學校，要求貨幣形態的投資回報，甚至“把高等教育辦成最賺錢的行業”。這是極其片麵的。
為什麼不能片麵地提倡教育“產業化”、“市場化”呢？這是因為教育一方麵具有商品屬性，它具有與私人產品相同的一些屬性，從誰消費誰能受益的意義上講，教育可以定價，可以收費，我們現在要求非義務教育階段按照培養成本的一定比例來繳費上學，理論上就是這個基礎。但更重要的在於另一個方麵，教育還更多地具有公共產品的屬性，它的消費結果具有很強的外溢性，就是不僅受教育者本人會從中得到好處，社會也會從中廣泛受益。因而，公民的受教育水平愈高，整個國家的發展水平就愈高。所以經濟學把它定為“準公共產品”。此外，教育具有“教化”的功能，對形成和改造人們的人生觀、世界觀、價值觀具有重大作用；教育對人類文明的積累、傳承也具有無可替代的作用。這一切都決定了它不能像私人產品一樣產業化、市場化。
貫徹“科教興國”戰略，要落實在行動上。我們呼籲，在各級政府機構重視對教育投入的同時，要加大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對同級財政預、決算的審議力度，加大對有關政府部門財政行為的監督力度，確保4%目標的實現。
“窮國辦大教育”應堅持幾個“並舉”
毋庸諱言，實現上述4%的目標需要一個過程；而即使實現了4%的目標，也不足以保質保量地實現15%大學毛入學率的目標；更重要的是，我們還要繼續實現20%、30%乃至更高水平的中長期目標。所以，僅靠增加政府投入來實現高等教育的大眾化是不行的。
因此，在資金投入問題上的另一項重要政策選擇，就是實行多渠道籌集辦學經費，堅持“兩條腿走路”的發展方針。其具體內涵可概括為若幹個“並舉”：
政府投入與學生適當繳費並舉；全日製教育與非全日製教育並舉；公辦教育與民辦教育並舉；正規學校教育與自學考試製度並舉（我國從1983年起，正式實施高等教育國家自學考試製度，這是世界範圍內的一個創舉）；傳統的學校教育組織形式與函授教育、現代遠程教育並舉；大學學曆教育與高中後職業資格培訓並舉；學校培養學生與學校增強社會服務功能並舉，等等。
這些“並舉”增加了社會對教育的投入，增強了學校自籌經費的能力，也有利於提高投入資金的利用效率。目前，我國公辦大學的經費支出中，財政撥款已經下降到平均占65%左右；許多大學甚至隻占50%左右。這些“並舉”應當堅持，因地製宜、因校製宜地擴展，並在實踐中不斷地完善和規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