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曰戒多欲。這當然並不是主張“盡革人欲”，宣揚把一切飲食男女、衣食住行等人的本性欲求統統視作罪惡淵藪的禁欲主義，而是指不可縱欲，將物欲的追求作為人生的最大目標，沉溺於錦衣玉食，酣夢於紙醉金迷。嚴複說：“勿嗜爽口之食，必節而精；勿從目前之欲，而貽來日之病。衛生之道，如是而已。”（《嚴複集·與甥女何仞蘭書》）曾國藩說：“古以懲忿窒欲為養生要訣，懲忿即吾前信所謂少惱怒也，窒欲即吾前信所謂知節嗇也。因好名好勝而用心太過，亦欲之類也。”（《諭紀澤兒》，見《曾國藩全集·家書》）曾國藩把欲的內容從物的層麵擴展到精神層麵，指出過分熱衷於名利的追求，也是“多欲”的一種表現，不利於身心的健康。張英則詳細論述了“多求多欲”造成的種種苦惱：“多求而不得則苦，多欲而不遂則苦，不循理則行多窒礙則苦，不安命則意多怨望而苦，是以跼天躋地，行險徼幸，如衣敝絮行荊棘中，安知有康衢坦途之樂。”（《聰訓齋語》）他還以飲食起居日常生活為例，來說明過分追求口腹之欲，怎樣成為“致壽”之大害。“古人以眠食二者，為養生之要務。髒腑腸胃，常令寬舒有餘地，則真氣得以流行，而疾病少。”那些“燔炙熬煎，香甘肥膩之物，最悅口而不宜於腸胃。彼膩易於粘滯，積久則腹痛氣塞，寒暑偶侵，則疾作矣”。睡眠也是一樣，“安寢乃人生最樂。古人有言：‘不覓仙方覓睡方’”，起居有節，眠食有時，自然神清氣爽，益壽延年。（同上書）三曰戒惱怒。曾國藩立的家規，有所謂“八本之教”，就是八個根本原則，其中之一是“養生以戒惱怒為本”，把“戒惱怒”作為養生的最重要的一個根本原則。他在給兒子的信中說：“既戒惱怒，又知節嗇，養生之道，已盡其在我者矣。”並且說：“須活潑潑地，養得一段生機，亦去惱之道也。”（《曾國藩全集·家書》）就是說，自己在精神上充滿生機活力，遇到煩惱之事，也就能驅惱製怒，泰然處之了。清初被稱為“畿南三才子”之一的申涵光在所寫家訓中也說：“嗜欲正濃時，能斬斷；怒氣正盛時，能按納，此皆學問得力處。”（《荊園小語》）隻有做到這一點，才能夠淡泊處世，心康體健。如假已經有了疾病，就更應該“視惱怒如蝮蛇，去之不可不勇”。曾國藩在《致沅弟》的一封信中說：“弟信中有雲肝病已深，痼疾已成，逢人輒怒，遇事輒憂等語”，“此病非藥餌所能為力，必須將萬事看空，毋惱毋怒，乃可漸漸減輕”（《曾國藩全集·家書》）。說“藥餌”無能為力，自然失之於絕對，但注重控製情緒，戒絕惱怒，卻頗合乎醫理。
四曰親近自然，動靜相濟。清人家訓中十分注意涵養性情對養生的作用，認為一個人“性情不乖戾，不谿刻，不偏狹，不暴躁”，“無忤於人，無羨於人，無爭於人，無憾於己”，這樣就可以“無心意顛倒之病，無取舍轉徙之煩”（《聰訓齋語》）。而親近自然則是怡性養情的重要途徑。還是這個張英，在上述家訓中描寫了一幅“茅亭草舍”、“菜隴瓜畦”的清雅恬靜的田園風光：“淡泊而可免饑寒，徒步而不致委頓。良辰美景，而匏樽不空；歲時伏臘，而雞豚可辦；分花乞竹，不須多費，而自有雅人深致；疏池結籬，不煩華侈，而皆能天然入畫。”（聰訓齋語）曾國藩特別讚許說，這部家訓，“其中言養生、擇友、觀玩山水花竹，純是一片太和生機”，要求他的子侄們“宜常常省覽”，並且囑咐他們“以後在家則蒔養花竹，出門則飽看山水，環金陵百裏內外，可以遍遊也”（《千家訓》，331頁）。曾國藩還強調要“多走路少坐轎”，“每日飯後走數千步，是養生家第一秘訣”。這不僅是為了活動筋骨，也是戒驕戒惰的良方。申涵光關於這方麵，講了一段帶有總結性的話：“常有小病則慎疾，常親小勞則身健。恃壯者一病必危，過懶者久閑愈懦。”（《荊園小語》）心境貴靜謐，而身體則應該“常親小勞”，不可“過懶”“久閑”，此中頗有一點辯證思維。
當我們讀這些議論的時候，也許可以得到一些超出養生範圍的人生感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