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發表於《人民日報》，20120705。
——清人家訓中的“致壽之道”
家訓是中華文明中頗具特色的一種形式，以家長對家人及後世子孫在待人接物、修身養性、齊家治國等方麵的教誨和訓示為主要內容。家訓最早產生於西周，經曆代發展，到明清達到鼎盛。
家訓主要關注的是家庭成員的道德品質、人生追求及精神情操等方麵的問題，希望子孫們始終保持清白家風以達到家族的福澤綿長。但正如李鴻章在一封家書中所說：“人雖有文章、名譽、金錢，而無強健之身體，亦何所用之？故養生之術，不可不注意也。養生非求不死，求暫時之康健而處安樂之境耳。”（《千家訓》，419頁）《聰訓齋語》也說：“父母之愛子，第一望其康寧，第二冀其成名，第三願其保家。”子女的康寧是家長關心的頭一個重要問題，所以家訓中也有不少有關養生的內容。不過家訓中所談的養生，有一個鮮明的特點，就是緊緊同修身相結合，更多地強調精神因素對身體健康的關係。這一點，在清人家訓中表現得十分明顯。
上麵提到的《聰訓齋語》，是曾國藩最為推崇的一部家訓。他曾講過，教育子侄，“不在多書”，隻要有康熙帝的《庭訓格言》和這一本《聰訓齋語》就夠了，因為此書“句句皆吾肺腑所欲言”（《諭紀澤兒》，見《曾國藩全集·家書》）。《聰訓齋語》的作者張英，康熙時官至大學士兼禮部尚書，是清代名臣張廷玉的父親。他在這部書中，用相當篇幅講了“致壽之道”，有一些道理頗能發人深省。
清代官德叢談養生與修身的統一張英把“致壽之道”歸納為四個字：慈、儉、和、靜。“慈”就是要有愛心，要懂得關愛他人，樂於助人，決不可有害人之心、行損人之事。“人能慈心一物，不為一切害人之事，即一言有損於人，亦不輕發，推之戒殺生以惜物命，慎翦伐以養天和，無論冥報不爽，即胸中一段吉祥愷悌之氣，自然災沴不幹，而可以長齡矣。”“儉”就是要戒奢靡，戒揮霍，樸素簡約，淡泊自甘。“儉於飲食，可以養脾胃；儉於嗜欲，可以聚精神；儉於言語，可以養氣息非；儉於交遊，可以擇友寡過；儉於酬酢，可以養身息勞；儉於夜坐，可以安神舒體；儉於飲酒，可以清心養德；儉於思處，可以蠲煩去擾。”這些都對健康長壽有益。“和”就是要心情愉悅，襟懷坦蕩。“人常和悅，則心氣衝而五髒安，昔人所謂養歡喜神。”他在書中引用一位明朝人的話說：“日間辦理公事，每晚家居，必尋可喜笑之事，與客縱談，掀髯大笑，以發舒一日勞頓鬱結之氣”，認為“此真養生要訣”。他還轉述一位年過百歲的農村老人對長壽經驗的回答，說“予鄉村人無所知，但一生隻是喜歡，從不知憂惱”，他認為這一點是“名利中人”很難做到的。“靜”就是要一無掛礙，切戒浮躁，從容鎮定，寵辱不驚。“凡遇一切勞頓、憂惶、喜樂、恐懼之事，外則順以應之，此心凝然不動，如澄潭，如古井”，則一切紛擾自然無所施其害。他總結說，“此四者，於養生之理，極為切實”，是比起“服藥導引”更加重要的養生要義。（《家訓輯覽》，208頁，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1994）張英所談的“慈、儉、和、靜”的內容，既是有益身體健康的重要體驗，也是涵養性情、培育良好操守的內在要求。在這裏，身和心、體和德、形和神，被很好地結合、統一了起來。在此書的另外地方，張英還講到了養生的具體禁忌，提出“養生六慎”：“養身之道，一在謹嗜欲，一在慎飲食，一在慎忿怒，一在慎寒暑，一在慎思索，一在慎煩勞。有一於此，足以致病，以貽父母之憂，安得不時時謹凜也。”（同上書，212頁）這六慎之中，不少也與修身養性有著緊密的聯係。
在清人家訓中，通過修身以養生，或寓養生於修身的內容，比較集中的有以下幾點：
一曰戒貪。康熙帝在《庭訓格言》中就強調，“儉約不貪，則可以養福，亦可以致壽”。為什麼清廉可以致壽、貪黷足以傷身呢？因為貪官汙吏為了聚斂財富，不惜損公肥私，弄權枉法，巧取豪奪，殘民以逞。他們的所作所為，既破壞了政治的穩定，又加重了百姓的苦難，所以上下交伐，既為朝廷所不容，更為小民所不齒，成為千夫所指的眾矢之的。正如有人所形容的：“貪則狼藉之聲，甚於糞穢；禍害之加，甚於戈戟；防慮之切，甚於盜賊。”（袁守定：《圖民錄》）未曾暴露之時，心神不寧，寢食難安，惶惶不可終日。一旦東窗事發，不但自己身敗名裂，而且“穢及父母，禍延子孫”。像這樣的人，心勞日拙，心力交瘁，自然難望有身心康泰之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