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發表於《中國黨政幹部論壇》，2012（5）。
封建時代是一個官本位的社會。一入仕途，頭戴烏紗，衣著青紫，便權勢煊赫，富貴隨之。而且“一人得道，雞犬升天”，妻以夫榮，子以父貴。生活在這樣家庭背景下的“官宦子弟”或“世家子弟”，也就是我們今天常說的“官二代”，便成為一個特殊的社會群體，引起各方麵的關注與議論。在清人的著述、書信、家訓、日記等作品中，便有許多討論“官宦子弟”的文字。其中，既有人們對他們成長軌跡的觀察與思考，也有家長們對自己子女的期許與警示。有些認識和看法，頗有曆史的借鑒意義。
與被稱為“寒士”的普通老百姓相比，“世家子弟”在各方麵顯然具有巨大的優勢。首先是有著富裕的生活條件，如康熙時任大學士的張英所說：“仕宦子弟，則乘輿軀肥”，“席豐履厚，田廬仆役，無一不具”（《聰訓齋語》）。乾隆時任知縣的汪輝祖也說：“席豐履厚，得所憑依，進身之途，治生之策，諸比常人較易。”（《雙節堂庸訓》）其次是有著良好的教育條件，就像乾隆時做過小官的白雲上所說：“生於書香世家，延名師，擇良友，父兄飽學，從而提命講解，子弟資質聰明，又好讀書，自然直上雲霄，乃順境也。”（《白公家訓》）再次是有著廣泛的人脈關係，父祖輩既然久處官場，自然“談笑皆鴻儒，往來無白丁”，交往的都是有權有勢之人。曾國藩說，“當家門鼎盛之時，炎涼之狀不接於目，衣食之謀不縈於懷”（《致諸子書》），就是說，不但不必掛念於衣食瑣事，也感受不到世態之炎涼，周圍所見隻是讚譽奉迎，一呼百應。
清代官德叢談清代社會如何看待“官宦子弟”？
可是，社會生活的現實，卻往往呈現出複雜和矛盾的狀態。上麵講到的那些優越條件，如果思慮不周，自製不力，處置不當，倒反而成為“世家子弟”立身處事的障礙與陷阱，使事情走向反麵，極不利於他們的健康成長。
對於“世家子弟”來說，富裕的物質生活條件，最大的危險是讓他們習於侈靡，耽於逸樂，“任意花銷，以豪華為體麵；恣情流蕩，以沉溺為歡娛”（《左宗棠全集·家書》）。“鮮衣怒馬，恒舞酣歌，一裘之費，動至數百金，一席之費，動至數金”（張英：《聰訓齋語》）。日以駕高車、驅駟馬、美裘裳，招搖過市，炫耀鄉裏為時尚。這樣做的結果，浪費金錢尚在其次，更主要的是消磨了誌氣，泯滅了性靈，既不知稼穡之艱難，也不諳世途之險峻，成了一個“民情不知，世事不曉”的蠢人。康熙皇帝在《庭訓格言》中強調，王公大臣子弟“不可過於嬌養”，“若小兒過於嬌養，不但飲食失節，抑且不耐寒暑之相侵，即長大成人，非愚即癡”。這裏所說的“愚”和“癡”，自然也是指對人情世故懵懂無知的意思。
良好的教育條件，如果缺乏主觀的刻苦努力，也並不能保證學業精進。鄭板橋有一個很有意思的觀察和發現，他在給他弟弟的一封信裏說：“富貴人家延師傅教子弟，至勤至切，而立學有成者，多出於附從貧賤之家，而己之子弟不與焉。”“我雖微官，吾兒便是富貴子弟，其成其敗，吾已置之不論；但得附從佳子弟有成，亦吾所大願也。”（《濰縣寄舍弟墨第三書》）鄭板橋沒有分析產生這種現象的原因，隻是說從這個現象中可以看出，“富貴足以愚人，而貧賤足以立誌而浚慧”（同上）。我想，並不是“世家子弟”大都天生愚鈍，而是習於安樂之後，難免失去了刻苦治學的精神，“富厚之家，不論子弟資稟，強令讀書，豐其衣食，逸其肢體，至壯歲無成，而強者氣驕，弱者性懶，更無他業可就，流為廢材”（汪輝祖：《雙節堂庸訓》）。
以人際關係而言，“世家子弟，門第過盛，萬目所矚”，常常成為某些不肖之徒的追逐目標。而這些子弟“人生二十內外，漸遠於師保之嚴，未躋於成人之列”，性情未定，分辨乏術，“脫有一淫朋匪友，闌入其側，朝夕浸灌，鮮有不為其所移者”。平日裏酒食應酬，嬉遊征逐，“甚至有爭訟外侮，則又有關說救援之事”。“耗精神而荒正業，廣言談而致是非，種種弊端，不可紀極。”（《聰訓齋語》）一旦交友不慎，潛移默化，近墨者黑，心誌不堅者難免隨波逐流，同流合汙。
根據“官宦子弟”成才不易的客觀現實，人們在同普通“寒士”相比較中，力圖總結出一些規律性的認識。如曾國藩就這樣說過：“凡世家子弟，衣食起居，無一不與寒士相同，庶可成大器。若沾染富貴習氣，則難望有成。”（《曾文正公家訓》）左宗棠也說：“然子弟欲其成人，總要從寒苦艱難中做起。”（《千家訓》，396頁，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8）張英則更進一步，認為官家子弟既然修身立名較一般寒士更難，所以隻有“謹飭倍於寒士，儉素倍於寒士，謙衝小心倍於寒士，讀書勤苦倍於寒士，樂聞規勸倍於寒士”（《聰訓齋語》），才能同寒士一樣獲得成才的機會。
為了打消“世家子弟”安富尊榮、一味躺在祖先樹蔭下睡大覺的思想，鼓勵他們刻苦自律，奮起上進，家長們幾乎不約而同地對他們進行“禍福相倚”、“富貴不常有”的教育，以增強他們的憂患意識。清初學者張履祥說：“人當富足，若於屋舍求其高大，器物求其精巧，飲食求其珍異，衣服求其鮮華，身沒之後，即不免饑寒失所，更有不足沒身者。蓋奢侈固難貽後，盈虛消息，又天道之常，果其力之有餘，便當推以予人。”（《張楊園訓子語》）同治時官至大學士的倭仁，在給兩個侄子的信中這樣說：“吾家世敦樸素，自入仕途，漸習奢侈，衣服器用踵事增華。縱口腹之欲，典當有所弗惜；飾耳目之觀，貰取暫圖快意。隻知體麵，罔顧艱難。抑思盛衰循環，富貴豈能長有？一旦事殊勢易，家人習奢日久，必不能頓儉，必至失所。失祖宗節儉之風，致子孫饑寒之漸。”對此，他“獨居深念，時切隱憂”（《倭文端公遺書》）。家長們反複強調，能否保持富貴門第，關鍵在於子孫之賢或不肖。“子弟不成人，富貴適以益其惡；子弟能自立，貧賤益以固其節。”子弟不賢，“其家之敗也，可立而待”（孫奇逢：《孝友堂家規》）。曾國藩也講過類似的話，他在給兒子的信中說：“凡仕宦之家，由儉入奢易，由奢返儉難。爾年尚幼，切不可貪愛奢華，不可慣習懶惰。無論大家小家、士農工商，勤苦儉約，未有不興；驕奢倦怠，未有不敗。”（《千家訓》，314頁）針對“官宦子弟”易犯的通病，人們向他們提出了各種警示，其中既傾注了家長們的殷切期望，也反映了社會對他們的約束要求。主要內容有：一曰不可“倚勢淩人”。恃父祖的勢力橫行不法，欺淩他人，結果難免身罹法網，追悔莫及，所以要“以寵榮為驚，以盛滿為戒”。二曰不可“耽於逸樂，習於奢華”。紈絝成習，放蕩成性，必然貪淫敗行，無所不為，最後不僅一事無成，而且將潦倒終生。三曰不可長“矜誇之氣”。“世家子弟”年幼時被百般嗬護，長大後如眾星捧月，“小有失檢，誰肯出斥其非？微有驕盈，誰肯深規其過？”在“規益之言少入於耳”的情況下，就容易輕狂恣肆，目空一切，自以為高人一等，唯我獨尊。俗話說：“謙受益，滿招損。”缺乏自知之明，自然也就阻塞了進步的通道。四曰“不涉公庭”，就是不要利用父祖的權勢，出入公門，左右詞訟，“不可與州縣來往，不可送條子”，“凡大員之家，無半字入公庭，乃為得體”。五曰要“仗義疏財”。戒揮霍資產，但並非一味聚斂。“錢財盈豐，千倉萬箱，若遇好事不做，遇貧難不施，不過一守財奴耳。”所以對於窮厄之人，“生則賑給，死則埋骨”，其他善舉，量力而行。這不僅是冀圖福報，更重要的是“驅其苛刻殘忍之氣，長其忠厚悱惻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