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在“官宦子弟”身上產生的種種問題，追根溯源，往往同身居高位的父祖們有密切關係。這一點，一些明智的家長也是有清醒的認識的。張英就說過：“但視己無甚刻薄，後人當無悖出之患。己無大偏私，後人自無攘奪之患。己無甚貪婪，後人自當無蕩盡之患。”（《聰訓齋語》）隻要自己不刻薄、不偏私、不貪婪，子孫們就不會你爭我奪，甚至家產蕩盡。關鍵還是看本人為子孫樹立一個什麼榜樣。汪輝祖講得就更加明白：“無論居何等地位，一言一動，要想作子孫榜樣，自然不致放縱。”家長不放縱，子弟們也就“不敢分毫恣縱，自然由幼至長，漸漸惡念少而善念多，可為樹德之基”（《雙節堂庸訓》）。
到這裏，就邏輯地引出一個更加根本性質的問題，那就是：官宦之家究竟應該拿什麼留給後代？我們可以轉述幾位清代人對這一問題的回答。張履祥說：“盍思為人父母，將以田宅金錢遺子之為愛其子乎？抑以德義遺子之為愛其子乎？不肖之子，遺此田宅，轉盼屬之他人，遺此多金，適資喪身之具，熟若遺以德義之可以永世不替？”（《楊園先生全集·訓子語上》）覺羅烏爾通阿說：“多積不義之財，以付不肖子孫，助其驕淫，其敗尤速。故曰：‘積金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守；積書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讀。不如積陰德以遺子孫，庶幾可久。’”（《居官日省錄》）曾國藩講得更加直白，他在給幾個弟弟的一封信中說：“予自三十歲以來，即以做官發財為可恥，以宦囊積金遺子孫為可羞可恨，故私心立誓，總不靠做官發財以遺後人。”“蓋兒子若賢，則不靠宦囊，亦能自覓衣飯；兒子若不肖，則多積一錢，渠將多造一孽，後來淫佚作惡，必且大玷家聲。故立定此誌，決不肯以做官發財，決不肯留銀錢與後人。”（《千家訓》，355頁）清人所講的“德”也好，“義”也好，當然都有特定的時代和階級的烙印，同我們今天所倡導的社會公德並不完全相同，但畢竟是指一種良好的家風。家庭作為社會的基本細胞，家風如何，在很大程度上會影響社會風氣和社會麵貌。對於子孫，將精神遺產的傳承置於物質遺產之上，強調為子孫樹立良好的家風，才是久遠之計，根本之圖，應該說這是對於“官宦子弟”問題的一付對症良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