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發表於《光明日報》，20050524。
在晚清政治生活中，有一個頗有點意味深長的曆史現象，那就是：幾乎所有不同政治派別的代表人物，都曾經把備受侵淩欺壓、麵臨亡國滅種險境的風雨飄搖的中國比作一棟千瘡百孔、即將傾塌的“千歲老屋”。但對於這棟老房子，不同政治派別的人們表示了不同的態度，反映了他們對中國前途命運的思考和應對方略。
最早作這樣比喻的大概要算是道光皇帝。道光二十七年（1847）夏，在接見即將赴四川臬司任的張集馨時，勉勵張要認真整頓吏治，說：“汝此去，諸事整頓，我亦說不了許多。譬如人家一所大房子，年深月久，不是東邊倒塌，即是西邊剝落，住房人隨時粘補修理，自然一律整齊，若任聽破壞，必至要動大工。此語雖小，可以喻大，即曲突徙薪之論也，汝當思之。”（《道鹹宦海見聞錄》，89頁）道光帝講這段話時，鴉片戰爭才過去幾年，民族危機和清王朝的統治危機已經日益顯露。他關於國家像一所“年深月久”的“大房子”的比喻，反映了他思想上有了可貴的危機意識，但他隻是要求“隨時粘補修理”，卻提不出任何根本解決的辦法。
清代官德叢談“老屋子”的比喻洋務派的領軍人物，曾經一度手握清王朝政治、經濟、軍事、外交重權的李鴻章，在晚年總結自己的政治生涯時，也使用過類似的比喻：“我辦了一輩子的事，練兵也，海軍也，都是紙糊的老虎，何嚐能實在放手辦理？不過勉強塗飾，虛有其表，不揭破猶可敷衍一時。如一間破屋，由裱糊匠東補西貼，居然成一淨室，雖明知為紙片糊裱，然究竟決不定裏麵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風雨，打成幾個窟窿，隨時補葺，亦可支吾對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預備何種修葺材料，何種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術能負其責？”（吳永口述：《庚子西狩叢談》，107頁，長沙，嶽麓書社，1985）李鴻章是在甲午戰爭之後講這段話的。由於他對甲午戰爭的失敗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所以受到社會輿論的強烈譴責。這段話的主旨在於強調客觀，訴說苦衷，為自己開脫。所以在這段話之前，他還特別強調說：“乃無端發生中日交涉，至一生事業，掃地無餘，如歐陽公所言‘半生名節，被後生描畫殆盡’，環境所迫，無可如何。”（同上書，107頁）他所說的“環境所迫”的“環境”，就是指清王朝已經像“一間破屋”，他這個“裱糊匠”隻能“勉強塗飾”，“支吾對付”，卻不料日本侵略者竟來“爽手扯破”，結果“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了。因此，他這個“裱糊匠”是不能“負其責”的。
我們且不論李鴻章的這種辯解是否有道理，他的這段自白，對我們正確了解洋務運動的性質和作用，卻是大有幫助的。有人把洋務運動看做中國現代化的發展方向，認為如果按洋務運動的道路一直走下去，“中國早就現代化了”。這個看法顯然是難以成立的。維新派領袖梁啟超曾經充分肯定洋務運動在學習西方、引進資本主義國家先進科學文化和生產技術方麵的“蓽路開山”的曆史貢獻，但同時也嚴肅地指出，洋務運動是“根本不淨，百事皆非”。所謂“根本不淨”，是指這個運動以維護封建專製主義為根本目的，一切舉措以不觸動封建統治秩序為最高準則。但這個時候，封建統治已十分窳敗，極端腐朽，早已成了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絆腳石。因此，洋務運動盡管“經劃屢年”，最終隻能“一無所成”。維新派毫不含糊地指出，洋務運動是一場並未能使國家民族臻於獨立富強的失敗了的曆史活動。維新派對洋務運動的評判，在李鴻章自己的講話中得到了印證。李鴻章等人辦工廠、築鐵路、建海軍等等，無非是“勉強塗飾，虛有其表”，對“破屋子”“東補西貼”地裱糊一番。當然，修葺裱糊總比什麼都不做要好；但要靠這種辦法使“破屋子”脫胎換骨，煥然一新，顯然是緣木求魚。看來，不論是旁觀的梁啟超還是當事的李鴻章，對洋務運動的評價比今天的有些研究者似乎還要客觀和實事求是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