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發表於《光明日報》，20050920。
在清代，每當發生較大災荒的時候，地方官員往往一麵請求蠲免錢糧，以減輕百姓負擔；一麵要求朝廷發帑截漕，以賑濟災民。同時，還要向殷富之家募賑，想方設法籌集更多的救災物資，以補官府賑濟之不足。到了晚清，義賑興起，向社會各界募集賑款更成為義賑活動的重要環節。而不論官家民間，募賑又總是從勸善入手。
中國有著悠久的慈善文化傳統。正像遊子安先生在《勸化金箴——清代善書研究》中所說，“勸善與行善，是中國社會最基本的道德律，福善禍淫之說見於先秦儒家思想之中”，“隨著善書廣泛傳播，修善與行善成為中國人最基本的道德規範，善的觀念更深入人心”（1、17頁，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被稱為善行的內容很廣，從濟困扶危、惜老憐貧、矜孤恤寡、施醫舍藥、修橋補路直至敬惜字紙之類，而“凶荒之年”“捐貲賑災”，總是各種善行中最重要的內容。
最近出版的《中國荒政全書》第2輯第1卷中收入了清人朱軾修纂的《廣惠編》一書，其中搜集了各種勸善、募賑的文字，仔細讀讀這些文字，能使我們對當時慈善觀念的具體內容有一個大致的了解。溫家寶總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國家要“支持慈善事業的發展”。貫徹這個精神，也需要我們對曆史上慈善觀念的發展變化做一點分析和研究。
清代官德叢談勸善與募賑在傳統慈善觀念中，流傳最廣、影響最深的，是行善可以“祈福避禍”的思想。不論是儒家的“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佛家的“因果報應”，道家的“天人感應”，都為“積善天必降福，行惡天必降禍”的理念提供了豐富的思想資料。所以在募賑的時候，這方麵的言論自然就成為主要內容。《廣惠編》中就頗多這樣的文字：“捐一分之資，而活數千人之命，上紓朝廷隱憂，下為子孫積福。”（《中國荒政全書》，第2輯，第1卷，166頁，北京，北京出版社，2003）“積金遺於子孫，子孫未必能守。積書遺於子孫，子孫未必能讀。不如積陰德於冥冥之中，以為子孫長久之計。”（同上書，167頁）“不知水火賊盜疾病橫災，皆能令我家業頓盡，少少福分，亦是天帝庇之，豈一儉嗇錢癖能致然哉？一旦無常，隻供子孫酒色賭蕩之資，於是一擲足救千命者有之矣，何如積德邀庇於天之為厚也？”（同上書，169頁）然而這種行善積福的道理，存在著兩個重要的缺陷。一是把賜福降禍的權力，歸之於不可捉摸的“上天”，而禍福的實現，又需待之於來生或體現在子孫身上，未免有點虛無縹緲，在宣傳因果報應時又常常帶上迷信色彩；二是行善為了得福，似乎把慈善活動變成了一種交易，又帶有了濃厚的功利色彩。所以有人批評說：“托神靈則鄰於妄誕，好果報則啟其覬覦。”於是，有人就跳出狹隘的個人視角，從社會的角度提出問題，強調出資賑災，對於施賑者和受賑者是兩利的，殷富之家“捐數十百金，以濟嗷嗷饑苦之民”，“不惟貧民下戶獲免饑餓，而上戶之所保全，亦自不為不多”（《中國荒政全書》，第2輯，第1卷，166頁）。因富人常會因“多財而招尤取忌”，如果一味“多藏厚蓄”，慳吝惜財，災荒之年，隻顧自己“宣侈導淫”，不肯對凍餒乏食、朝不謀夕的災民略施賑恤，掙紮在死亡線上的災民就會鋌而走險，富人們也就不免“因之賈禍”。一份名為《勸捐賑諭》的文告直截了當地說：“且上戶自思所以得保其為上戶者，豈不賴朝廷有法度耶？則殷殷勸賑，又不獨為爾等圖久遠，實為爾等圖目前。眾怒難犯，此我所不敢出諸口者，人人知之，爾富民豈獨不知之？此又時勢之必然者也。”（同上書，167頁）意思很清楚，富人們要想保住自己的財產，甚至身家性命，就要維護朝廷的“法度”，同時避免引起“眾怒”。換句話說，捐資賑災的善舉，正是消解社會矛盾的良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