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上的愛多種多類，夫妻的愛，兄弟的愛，朋友的愛，情人的愛。我以為，母親的愛，當屬眾愛之首。因為她愛得永恒．愛得穩定，愛得摯誠，愛得清純。
我十四五歲那年，一天，母親領我去割除腳底板上生出的“雞眼”，手術是在一條繁華街道上的一個地攤進行的。術者手持粗大的針管？又裝上又長又尖的針頭，準備為我注射麻藥(當然是腳部的局部麻醉)。看著這套晶瑩閃亮的家夥，十分缺乏“臨場”經驗的我開始害怕起來，有節奏的心跳不自覺地攪進了顫抖，那銳利的針頭猛一下紮入腳後跟(生長雞眼的周圍)，立時疼得我聲嘶力竭地喊起“媽媽”來。那人手腳異常麻利，麻藥在疼痛的瞬間已注射完畢，隻見他幾刀下去，腳後跟就被剜了個大洞．接著是上藥、包紮。這時候，我轉臉去看坐在一旁的母親，她已汗水涔涔，麵色蒼白，渾身發顫，難以自製地斜躺在一架馬紮上。莫非媽媽患了急病？幸好我的同學小韓正在現場，就當即讓他找三輪車拉母親上醫院。這時，我已蹬上鞋，蹲在母親身邊。三輪車隨即趕來了，我們欲攙扶母親上車，她卻執意說，自己根本沒病。上什麼醫院？“沒有病怎麼麵包蒼白？沒有病怎麼渾身打顫？”我竟不客氣地質問母親。母親回答道：“剛才你疼得直叫我，叫得我的心好疼啊！現在腳還疼嗎？”
“不疼了。”那麻醉藥已使我的腳麻木得沒有感覺了。
“不疼就好，不疼就好。”媽媽那顫動的話音似乎開始了平靜。她終於沒有去醫院，“在那個酷熱的夏天，父親被打成右派分子廠連數月隔離在機關不讓回家。兄弟們年紀尚小，總是三番五次地詢問母親。爸爸為什麼還不回家？這時候，媽媽卻很平靜和自信地說：“你爸爸會回來的．爸爸不是說，要供你們一個個都上大學嗎？他咋能不回來呢？你們要專心上學瀆書。”爸爸是給我們兄弟們做過這樣的許諾，母親此刻的話也不是沒有根據，哥哥就是去年剛剛考上省城一所大學的。
讓母親暈倒的打擊突然襲來。是燈火黯然的黃昏。爸爸回來了，還跟著機關裏的幾個負責幹部，其中一個胖墩墩的著中山裝的“宣判”了組織對父親的處理：戴上右派分子帽子的父親已不能再在革命隊伍中工作．要遣送農村勞動改造，家屬去向自己定奪。那個幹部說過處理意見之後，就有人補充道：“你們全家還是都回農村的好，相互也好有個照應。留在城市，住哪裏？機關的家屬房是要限期騰出的。再說，靠什麼生活？”
是的，全家七口人全靠父親的工資維持生活，以後咋辦？那夜，媽媽一直在哭泣，我幾次從夢中醒來，隱隱約約地聽見媽媽迷憫縫哀怨：“天為啥這麼陰啊？天呀！太陽哪裏去了？”接下來是父親頹喪又蒼白的勸說。
兩天後。父母決定帶弟弟們回故鄉的農村鞏縣康店鄉，去過一種被監督的農民生活。母親對我說，本來是可以到本市郊區的農村的，可是父親是個愛麵子的人，他想象得出，先前一位堂堂的幹部被貶落魄後的狼狽相。倘若就在此地郊區，遇上機關的相識，多麼尷尬難堪，索性遠走故鄉，以好銷聲匿跡。說是故鄉，父親並沒有在那裏真正生活過，父親的父親年輕時就走出故鄉到開封謀生了。父親為何要舍近求遠呢？還是他下意識地自言自語使我得到答案：“我要去當陶淵明了。”父親常不知所以然地重複這句話。這時間，我正在中學瀆書，當然知曉陶淵明其人的一二了。我暫時留在城市繼續求學，畢業後爭取升學(爭取考入一所公費學校)，這也是父母的決定和期望。
天下起雨來，雨很小很細很均勻地灑在城市的大街小巷，旮旮旯旯。爸爸媽媽和弟弟們就在這樣的天氣上路了，從此他們就要永遠離開這個熱鬧的城市。朝那個陌生的上百公裏之外的山鄉奔去。我送他們從家去火車站，不，從我們離開這座熟悉的房子時起，它就再也不會是我們的家了。到了車站，母親看著我，從衣袋裏掏出幾斤糧票塞給我，我不要，她卻不依，似乎母子在分手時刻．一定要給兒子點什麼。可又實在沒什麼好給。我忽然想起，離車站不遠的十字路口有個賣饃的小鋪，就轉身向那裏跑去，買了十多個饃後又轉身跑向車站，這時爸媽一行已進站了。我閃電似的從進站日一側跑進站台(50年代時這裏的站台到處可以進去)，媽媽和弟弟們已上了火車，透過車窗，他們向我揮手，媽媽還呼叫著我的乳名。我把包好的饃塞進窗子，媽媽和弟弟們卻都往外推這個小包，推來推去，還是媽媽讓步了。火車開始起動，媽媽已把一包饃分成兩份，其中的一份還硬是從車窗裏滑進我的雙臂。火車徐徐前進了，我跑步追趕著列車，望見母親用手巾擦拭著眼淚，離我愈來愈遠了。低頭看著母親塞給我的白麵饃，心中油然而生一種悵然若失的情愫，我知道，在人人都難吃飽的歲月裏，在一個月每人僅供應3．5斤白麵(其它是棒子麵和高粱麵等)的日子裏，這些白麵饃有多重的份量。
就是這樣，母親告別了城市，開始在窮鄉僻壤熬度漫漫的右派分子妻子的生涯。母親的命運該是這樣嗎？是因為父親的株連和牽掛把母親帶進“地獄”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