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親本不該是這樣的。這是因為我的母親並非缺少文化的家庭婦女，她自幼受過較好的教育和熏陶。母親的父親是個很開明的人，他不僅沒有重男輕女的舊意識，而且十分重視對子女的教育。母親啟蒙的學校是位於開封市財政廳街的省立六小(今日的財政廳小學)，她的最高學曆是畢業於開封市育才會計學校。
我和哥哥從讀小學到初中時期，都常常求教母親一些問題。記得我開始學拚音時總是記不住，回家後母親就幫我補課，還教會了我查新華字典和四角號碼字典，我學會運用新華字典以後，就不用心學習如何運用四角號碼字典，以為會這一種查法就夠了，為此。媽媽還批評過我。
50年代，有幾次國家機關招幹的機遇，母親憑她的專業知識，是能夠名正言順地走上工作崗位的，有一次，一家單位。已決定錄用母親去傲財會工作，坦是在她下決心上任：之時，終又被“嗷嗷待哺”的孩子們拉住了後腿。
母親為人誠懇熱情，善解人意，在機關家屬院居住期間，左鄰右舍相處融洽和睦，被大家選舉為家屬的“頭頭”。當地的日報社記者曾對母親進行了認真采訪，擬作為全市勤儉持家和教育子女的典型人物予以報道宣傳，正當記者剛撰寫好此文時，父親被打成右派，那個時候，右派的家屬怎能在黨報上宣傳呢。
在我中學快要畢業的時候，我報名投考的西安美術專科學校寄來了準考證(藝術院校每年都是提前招生)，按照考期，我奔赴到學校指定的考點陝西省潼關縣應考。考試一結束，我追不及待地乘上返回的列車，直奔晝思夜想的父母和弟弟們，盡管我們分別的時問不算很長，但在我年輕的心裏，卻已煎熬過了難以忍耐的歲月。
破舊的窯洞，斷殘的牆垣，低矮的鍋灶，這就是我們的家；紅薯於，紅薯饃，紅薯麵湯，紅薯葉菜，這是一家人三餐的飲食結構，沒有青菜沒有肉類，更缺少食油。
看著弟弟們一個個被風吹日曬後黑瘦的身軀，看著母親已失去在城市時潤澤的麵龐，我不知所以然地發出一聲歎息，一種與我幼稚的年歲不相稱的哀歎，邊犯愁地闊：“媽媽，你們這樣吃飯，行嗎？。
“咋不行，現在習慣了，好歹隻要填飽肚子。”媽媽微笑地看著我，輕鬆的表情不含一點幾哀怨地說。“要說剛回來的時候，是吃不慣呀，弟弟們一到吃飯時問就哭就鬧，我最怕的事就成了吃飯。”媽媽看著我，話鋒一轉，“眼下好了，弟弟們都習慣了。再說，日子總會慢慢好起來的，你不要掛念這些，要專心讀書，爭取考上學。”
母親的寬慰卻沒能在我身上獲得輕鬆的效果。家鄉難道是個集天災、人禍：於一體的鬼地方嗎？瘠薄的丘陵地帶，常年缺水釀成的旱災，加之大躍進的瘋狂破壞，更使寂寥的山鄉墜入窮困的深淵，怎麼在外麵聆聽的隻有一種音調：這裏山鄉在巨變，那裏山鄉變得好似鶯歌燕舞。我的情緒開始壞了，純淨的心靈王國滋生出莫名的失落、惆悵、茫然。一時間，美麗的幻想，神聖的向往裏悄然地融化進去了濃濃的灰色。隨之是我對母親的兒子總會慢慢好起來的”邏輯茫茫不知其根據了。不日後，又一食打擊來了。我投考西安美術專科學校已名落孫山。對這次落榜，我倒有思想準備，一是因為報考學生多如牛毛，而錄取人數少若牛角；二是班主任在我的中學畢業鑒定上寫道：“該學生與右派分子的父親從思想感情上劃不清界線。”而且，鑒定欄就印在畢業證書的背麵。在那個政治色彩濃重的年代，這條鑒定給我帶來的災難決不僅僅是一次落榜。這時候。我的中學老師來信催我，速去參加全國統一的升學考試。我猶豫了，我知道，無論再報考哪所學校？畢業證上的鑒定當會成為我跨越龍門的障礙物。母親對我說：“毛(我的乳名)，去吧，去考吧，能考上學就好了，畢業後總會分配工作的；將來也好接你的弟弟們出去。”
我又一次離開難舍難分的家，這一去，一連三個年頭沒有回家。不過，我沒有如願以償地考入我第二次報考的學校，而是在城市參加了工作。三年，我不是沒有時問回家探望，而是不舍得花去好些元錢的車費，每每年關之前，我會把每月寄給母親的零用錢加上這車旅費，一道寄回家中。
三年後的一個夏天，我因公去三門峽參加一個會議，開會歸來途經故裏，我順便拐向家鄉。進家門時正值中午，我大聲叫著：“媽媽”徑直地走向窯洞。母親為我的不期而至先是驚喜而後卻有些惶然慌亂了，她叫著我的乳名。邊手忙腳亂地端下燉在煤火上的鐵鍋，換上另一隻添好清水的鍋。這時我已走至灶台邊，邊問母親做的啥飯，一邊甩手揭去鐵鍋鍋蓋，啊！是一鍋棗葉，煮得熱騰騰的棗樹葉子。“這怎麼吃？這怎麼吃？”我吃驚地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