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年夏天楊斯萍被捕犧牲，報紙上公布了她和十四個同誌的情況，才知道她是中共河南省委委員兼婦女部部長。雖然左聯河南分盟的工作因此受到慘重的損失，但是《丁香詩刊》依然繼續出版。而且為擴大文藝陣地，父親又在《河南民國日報》副刊上創辦一個綜合性的《天鵝文藝周刊》。這時期，父親用十多個筆名發表詩歌、小說和評論文章，還翻譯了一些國外進步作品。那年冬天，在同學謝維基家(開封新街口華安人壽保險公司)見到姚雪垠，因都常在省報副刊上發表文章，故而彼此知名。他主動和父親商量共同創辦一個刊物，經他提名為《平明》。不幸的是，自這次分別後不久，父親就和另一名青年被捕了17年。
猶如花正開時遇暴風，年僅20歲的政治犯住進國民黨反動派的監獄。父親的文學事業夭折了，失去獨子的祖父祖母肝腸寸斷，痛心入骨，他們變賣家什，企望營救兒子出獄，然而，事實卻不如人願，父親熬去漫漫四個寒暑，才走出鐵窗之門。出獄後的父親已陷於家破人亡的困境，祖母祖父因絕望之極均在盛年之時先後下世，無以為生的父親幸虧一星期後即考上郵局，被派到鄭州工作，謀得一枝之棲，聊以為生。這時，我更佩服父親那勇敢的氣魄和堅定的信念，他一麵工作一麵尋找黨的組織。功夫不負有心人，1938年夏天，父親終於又與組織取得聯係，繼續幹起革命事業，經過相當時間的考驗，父親被吸收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組織。談到這段經曆時，他很自豪地說：“那是在鄭州鄉間野地裏開會時宣布我被吸收為共產黨員的，當時我的心情萬分激動，目送那在晴空中緩緩移動的一片白雲，默念著：今後在險峻的風浪中既要機智果敢地拚搏，又要抱定為事業獻身的決心！”
出乎意料的是，在戰火動亂的1939年冬天，他和與他同時入黨的一位同誌，一齊失去了與上級的聯係。後來，一個隻知道叫“老紀”的人曾來家詢問父親關於他的上級領導的下落，因不了解來人身份，出於警機和謹慎，父親當時沒有暴露自己的身份(解放後直到1984年找到父親的入黨接收人時，才知道那位“老紀”就是建國後出任國家公安部副部長的席國光同誌。談到此事，父親常有失之交臂的遺憾。)從此，父親與地下黨組織失去了聯係。
不久，父親由鄭州調往許昌郵局主管郵件封發轉運工作，一個叫黃波之的郵件檢查主任(特務不是郵局職工，見到《新華日報》就全部成袋扣下，當廢紙處理。父親非常氣憤，他挺身而出，據理質問道：“黃主任，這報紙，你扣啦？”
“嗯，扣啦！怎麼樣？”對方冷峻地反問。
“不過，新華日報不是在重慶公開發行嗎？為什麼到許昌就不能公開了？反而被扣了呢？”
“我不管重慶如何！在這裏我是奉命！”黃波之瞪著眼進一步逼問道，“你還敢不服氣？”
“這不是服氣不服氣的問題，”父親在極端忍耐之下，反而特別鎮靜地繼續說道，“你知道現在鐵路全都拆了，郵件運輸全靠我們郵差的雙肩，每個郵差每天擔運30至35公斤的重量，風雨無阻地奔走七、八十裏路程，不要說從河南了，單就我們這條晝夜兼程的鄭明路’來說，從鄭州到許昌一縣一縣地擔運，是多麼不容易啊！可是卻憑白把遠遠運來的報紙無故扣啦，豈不太冤枉嗎？”
“哼，我不管這些！”黃波之把桌子一拍，冷冷一笑道，“你有理由，去告嘛！”
父親並沒有被他們的無理強暴所嚇倒，而是尋找機會，把寄往鄉村的《新華日報》暗自分檢到鄉郵鬥內，因為鄉郵經常在黎明前出班，能夠躲過郵件檢查員到來的時間。
沒幾天，郵局局長把父親叫到他的辦公室裏嚴肅地說：焦述，你幹什麼要得罪黃主任？他說：“你們那個姓焦的是幹什麼的？我們來檢查郵件，他不高興，告訴他，要這樣下去，非把他弄個地方坐坐不可。’我勸你以後要多小心為是，咱們幹郵局的惹他們幹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