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卿援助 岸英出國
董健吾第一次赴延安順利幫張學良將軍送到了他給中共中央的信，張學良將軍非常高興。第二次西安之行，董健吾再次與張學良接觸，很快受到張學良一家的歡迎。張學良和趙四小姐愛好古玩，聽說董健吾在上海經營過古玩生意，趙四小姐便將收藏的古玩拿出來給董健吾鑒賞，董健吾一眼便看出很多是贗品。張學良將軍很懊悔地說：“我原來收藏了一套明代永樂年間景德鎮禦窯廠燒製的青花瓷，一次，趙四小姐拿出來供客人欣賞時不慎打破了幾件，非常心痛。”
董健吾說：“是什麼樣的花瓶，能不能拿來叫我看一看。”張學良就叫人把另一個花瓶拿來，董健吾仔細端詳了一陣兒，然後說：“這個花瓶不是明代的，而是清代的。”
“何以見得呢？”張學良詫異地問他。
“我經營過古玩店，對瓷器的鑒別還略知一二。瓷器主要從造型、圖案紋飾、胎、釉和款式五個方麵來鑒別。從圖案紋飾上來說，中國的古瓷器上多以龍為圖案，年代不同，畫的龍也不同。元代的龍，嘴尖頭小，頸細身肥，隻有三爪或四爪；明代的龍，嘴凸頭大，頸粗身肥，五爪，頭上有角，毛發上衝，又稱為豬嘴龍；清代的龍，嘴縮身細，樣子變得像條蛇，而且顯得呆板。這個花瓶上的龍很像是清代的龍。另外，16世紀以前畫的龍，姿態雖有行龍、盤龍、團龍之分，但龍頭畫的都是側麵，16世紀以後，才畫正麵的龍頭。第三，再從花瓶的造型上看，康熙以前的花瓶，造型都比較輕巧秀麗，乾隆以後的花瓶，造型都比較穩重樸實。總之，這應該是清乾隆以後的產品，價值並不高，大可不必為此痛心。”一席話，張學良覺得頓開茅塞，趙四小姐也轉憂為喜。二人齊聲稱讚他的學識淵博。張學良又命人把兩隻最珍貴的九龍杯取來，請董健吾幫助鑒定鑒定。
九龍杯取來了，這是兩隻觚形的酒杯，杯身鐫有九條繚繞於雲山霧海間的青龍，動態有別，神采各異，其中最大的一條將一半軀體伸於杯內，口中含有一顆小金珠，鱗光耀眼，十分好看。董健吾拿在手中，仔細審視了半天，最後叫人拿酒來，把酒斟入杯中，董健吾又觀察了一陣兒，最後結論說：“這也是兩隻仿造得十分高明的贗品。”董健吾一一進行分析，張學良聽後深為折服。
董健吾發現張少帥和趙四小姐確實喜歡瓷器，為了聯絡感情，董健吾決定送少帥一套瓷器。董健吾在西安城裏找到一個過去與鬆柏齋有過生意來往的古董朋友，看到他珍藏著一套鍍釉彩瓷，屬明代珍品，非常珍貴，就與朋友商量，花高價買下了。董健吾將這套古玩送到張府，張學良和趙四小姐見後嘖嘖稱奇，愛不釋手，願出重金買下。董健吾婉言辭謝，堅持要他們作為朋友的禮物收下，以留作紀念。返滬時，張學良設宴餞行。席間，問董健吾對他有何要求。董健吾見張學良確是出於真情，想起了毛岸英兄弟，就說：“我有個共產黨朋友，不幸被國民黨殺害了。他生前托我照料他的兩個兒子。既受朋友之托，我不敢大意，現在上海政局惡化，國府的特務、軍警到處都是，我怕孩子在上海不安全，出了事我也對不起朋友在天之靈。因此，想送他們去國外求學，以期脫離險境。” 董健吾沒有直接說出毛岸英兄弟的真實身份。他呷了一口茶，觀察了一下張學良的表情，又接著說：“如果方便的話，我想請將軍把這兩個孩子送往國外求學。這樣，既可以脫離險境，又能使孩子學到知識，日後有出息，也不虛好友之托啊！”“可以。”張學良滿口答應，“有機會，我會派人和你聯係。”
一個多月以後，張學良來到上海辦事，派人約見了董健吾。張學良說：“我準備拿出10萬法郎，資助你朋友的兩個兒子出國求學。下個月，李杜將軍將以商人的身份去法國，我已請他協助辦理此事，你意下如何？”董健吾馬上將此事向黨組織彙報，黨組織認為李杜將軍是張學良的老部下，張學良的安排是信得過的。不久，在上海哥倫比亞路（今番禺路）的一家法國酒吧間裏，董健吾、張子華二人會晤了張學良將軍，接受了張將軍饋贈的10萬法郎的支票，作為岸英、岸青兄弟倆的出國經費。
1936年6月末，張學良將軍給岸英、岸青換上海軍式服，腳上也換穿了皮鞋，二人各自手裏提著一個新式皮箱，一派洋公子的身份，再由董健吾親自護送，到了上海寶慶路9弄的李杜將軍館裏。李杜化名王元華，以商人名義辦妥出國護照，岸英、岸青和董健吾的次子董壽琪3個孩子以李將軍公子的身份同行。馮雪峰指派上海地下黨員楊承芳以李杜秘書名義隨同出國，其實際任務是護送毛岸英兄弟赴蘇聯。一行跟隨李將軍登上法國郵船“康脫羅梭”號，從上海港出發南行，途經香港，西折進印度洋，過西貢、斯裏蘭卡，然後向西北航行，越紅海，曆時一個月，才抵達法國港口馬賽，再乘火車到巴黎。李杜將軍將毛岸英、岸青和董健吾的次子董壽棋安排在巴黎的一所學校讀書。上海的黨組織將此事向中共中央彙報，經蘇聯駐法國大使館出麵聯係，因當時蘇聯國內正在搞肅反運動，對入境人員控製極嚴，蘇方隻同意毛岸英、毛岸青兄弟入境，董壽琪隻好束裝回國。中共駐莫斯科代表團派康生將毛岸英兄弟接到莫斯科，送進市郊的莫尼諾爾第二國際兒童院。
新中國成立以後，毛澤東是中共中央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席。董健吾收養毛澤東的兒子，為他們父子的團圓，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但董健吾對此事一句話也不提。然而，毛岸英兄弟並沒有忘記他的恩情，1950年，毛岸英打聽到了董健吾的地址，給他寫來了充滿感情的信：“……想到當年在上海的不少情景，特別是在我們最困難的時候，董伯伯及你們全家對我和岸青的照顧，至今不能忘懷，真是萬分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