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共使者 一赴延安
1932年底，中央特科派董健吾擔任我黨和宋慶齡的聯絡員。當時擔任機要交通員的是董健吾的三女兒董惠芳。董惠芳在上海的中學讀書，放學後經常到宋慶齡家裏去玩，董惠芳稱宋慶齡為“三姨媽”。由於董惠芳年齡小，不容易引起特務注意，因此，成為替宋慶齡和董健吾之間傳遞信息、信件的出色交通員。宋慶齡有時也委派家中的傭人李媽與董惠芳聯係，既安全又方便。
1935年，日本策動漢奸引發華北事變後，中華族危機空前嚴重。從中央蘇區經過二萬五千裏長途跋涉到達陝北的紅一方麵軍，於1936年2月發起抗日戰役，東渡黃河奔赴華北抗日前線。此時的國民黨中央在宋慶齡、馮玉祥等國民黨左派人士的推動下，開始尋求與共產黨再度接觸。蔣介石把這個使命交給了宋子文，這時宋子文想到了當年同窗董健吾。他與二姐宋慶齡商量後，決計托請董健吾前往陝北找中共中央聯絡。
1936年元旦剛過幾天，董健吾應召來到法租界莫裏哀路的宋慶齡家。宋慶齡向董健吾介紹了情況後，拿出一封用火漆印封的信說：“董先生，這封信的內容非常重要，請你立即動身去瓦窯堡，麵交毛澤東、周恩來先生。”
“我一定不負夫人所托。”董健吾毫不含糊地回答到。當時，董健吾已和黨組織失去聯係，能赴陝北一趟正中下懷。但他又說：“隻是此行關係重大，路上難免會受到盤查，為了預防萬一，還望夫人能給我安排一個合適的身份，讓我能名正言順地進出陝西省境內。”
“當然。”宋慶齡點頭說，“子文已經替你辦了孔祥熙簽發的證件，你的身份是財政部派赴陝北的調查員。你從上海乘火車去西安，如果進入蘇區有困難，你直接去找張學良將軍，就說是我請他幫忙的，他可給我掛電話證實。到了蘇區，我相信你是有辦法和中共中央接上關係的。事不宜遲，我在上海等候你的佳音。”
“夫人這樣周密安排，我保證不辱使命。”董健吾信心百倍地回答。
董健吾告辭的時候，宋慶齡又說：“還有一件事，美國的進步記者埃德加?斯諾，是一位熱心報道中國革命的國際友人，他希望能到陝北蘇區實地采訪，向全世界報道陝北蘇區和中國共產黨的真實情況。你順便向中共中央捎個信息，征求中國共產黨對此事的意見。”
“夫人放心，我一定把信息捎到，並且盡快回來向夫人彙報。”
董健吾把宋慶齡交付的密信，縫在了貼身的衣服裏，然後化名周繼吾來到了西安。他一下火車，恰巧就邂逅了上海聖約翰大學的同學鍾可托。鍾可托時任西北禁煙督察處處長，董健吾應邀住到了他的家裏，倒也省去了許多不必要的麻煩，也不會引起特務的注意。
第二天，董健吾和跟隨東北軍來到西北的東北學生運動領袖、中共地下黨員張子華取得了聯係。正好張子華也有一封國民黨司法院副院長覃振給林伯渠的信，需要送往瓦窯堡，於是二人決定結伴而行。但是，時值隆冬季節，西安郊外的道路全被大雪所覆蓋，城裏的汽車已不通行外地，步行去瓦窯堡不僅路途遙遠，而且容易出事。董健吾苦等了一個月還未能成行，心急如焚之際忽然想到去拜訪張學良將軍。
董健吾和張學良曾有過數麵之緣，又報出了宋慶齡的名字前去求見，張學良自然非常熱情地接待了他。一陣寒暄過後，張學良詢問董健吾的來意。董健吾開門見山地說：“我想向張將軍借一架飛機，去陝北蘇區一行。”“什麼？什麼？”張學良大吃了一驚，瞪大眼睛一動也不動地注視著董健吾，半天說道：“董先生莫不是在開玩笑吧？你提出了這個要求，就是犯了通匪罪，可是要殺頭的，你知道嗎？……”
在大雪封道、等待天氣好轉的這一個月裏，董健吾對西北地區的形勢和東北軍的狀況進行了深入的了解。他多次聽鍾可托說，張學良對自己背上“不抵抗將軍”的惡名十分後悔，很希望能和共產黨一起抗日。他曾在公開場合說，共產黨若真有抗日的誠意和決心，他願意和共產黨聯手打日本。宋慶齡派董健吾去陝北送信時，也分析過張學良的情況，認為他集家仇和國恨於一身，會熱心地給董健吾此行以幫助的。所以，董健吾才敢直言不諱地向張學良提出借飛機去陝北蘇區的請求。
董健吾沉靜地笑笑說：“孫夫人和我都相信，張將軍有抗日的願望，是不會殺我的頭的。再說，我這次去陝北蘇區，是受南京方麵所托，有進行經濟調查的公開名義，並經過蔣委員長同意的。而且，張將軍若有心和共產黨聯手打日本，我也可以幫助牽線搭橋，出點力。”
“哈，哈，哈！”張學良大笑起來說，“你可真夠大膽的！不但要去共區，還要遊說我一起通共！不過，你有膽量向我提這個要求，我堂堂的張少帥豈能沒有借飛機的膽量？你再大膽回答我一句話：你是不是共產黨方麵的人？”
“我和共產黨有聯係。否則，孫夫人也不會派我去和共產黨聯絡了。”董健吾坦誠地說，“九?一八事變，日本侵略軍占領了東北三省，並且繼續向關內擴張勢力。華北事變之後，日本侵略者亡我中華之心已昭然若揭。國家興亡，匹夫有責。這個道理，張將軍有切膚劑心之痛，應該比我要有更深刻的體會。國共兩黨政見不同，但在民族危亡的時刻，必須捐棄前嫌，聯合起來共同抗日，以救我中華！我一個牧師，尚能為國奔走，張將軍你豈可不為？豈會不為？”
董健吾的攻心術甚為起效，張學良將軍爽快地答應派飛機送董健吾去延安，還修書一封，交董健吾帶給毛主席和周副主席等中共領導。
2月21日，董健吾和張子華乘坐張學良的私人座機飛抵延安。駐守延安的東北軍部隊，按照張學良的命令，派騎兵護送他倆去瓦窯堡。從延安到瓦窯堡的路程不足100公裏，但由於大雪紛飛、道路泥濘，他們走了6天才安全到達。董健吾一行到達瓦窯堡後，受到了中共中央組織部長李維漢、宣傳部部長吳亮平、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後方政治主任袁國平等人的熱情接待。董健吾將宋慶齡給中共中央的密信交給了他們。當夜，袁國平等即向博古等人彙報了董健吾此次蘇區之行的任務。博古立即致電在前方的張聞天、毛澤東、周恩來，告知國民黨南京政府托宋慶齡派人送來密信。
次日，在林伯渠的陪同下，董健吾會見了博古。董健吾談了宋慶齡委派他的情況，接著又說：“我這次前來途經西安時，麵見了張學良將軍。”他將張學良致中共中央的信遞給了博古，“我以為張將軍對抗日的態度應予重視。他有家仇國恨，又遭國人誤罵，強烈要求抗日雪恥。他不希望打內戰，不願意進攻紅軍……”董健吾說了很多，反映的情況很重要，提出的建議也很中肯。博古把信件的內容電告在前線的毛澤東、周恩來、張聞天。幾天後，博古按照毛澤東、周恩來、張聞天複電的內容，以中共中央的名義給宋慶齡寫了回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