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辦學校 接收遺孤
大革命失敗後，國內革命處於低潮，白色恐怖籠罩著全國。帝國主義與國民黨反動派更加瘋狂、殘酷地向中國共產黨和革命群眾進攻。屠殺革命領袖是他們實施反革命陰謀計劃的主要目標之一。許多著名的共產黨人被特務殺害，他們的子女有的投親靠友，有的四處流浪，生活困苦。1930年，中共中央決定，讓董健吾以聖彼得教堂牧師的身份，用基督教會和“互濟會”的名義，在上海創辦一所幼稚園，專門收養烈士遺孤和黨的領導人留在上海的子女，這樣可以給孩子們提供一個比較安定的生活環境。
開幼稚園雖容易，但最大的困難在於缺乏經費，互濟會隻能提供一小部分，大部分要由董健吾設法解決。為了籌措經費，董健吾一麵在教友中募集，一麵趕回青浦老家，毅然把祖傳的幾十畝地全部賣掉，換得500多塊大洋。回到上海後，他找到好友肖誌吉醫生，用較低的租金，租了肖誌吉的兩幢石庫門房子，又請木匠打了幾十張小床小桌椅。為了免遭國民黨警特的騷擾，董健吾特地通過關係，請宋慶齡題寫了園匾——大同幼稚園。當時取“大同”之名，主要寓意是世界大同，即世世代代要為實現共產主義的美好理想奮鬥，展開來說，就是要把革命幹部和革命先烈的後代撫育好，使之成為共產主義事業的忠實接班人。經過緊張的籌備，1930年3月，大同幼稚園終於誕生了。董健吾親自擔任園長，他的夫人和李立三、惲代英的夫人，都安排在大同幼稚園當保育員，精心照料、培養革命者的後代，以慰烈士在天之靈。當時，寄養在大同幼稚園裏的，有革命烈士彭湃的兒子彭小湃、惲代英的兒子惲仲希、蔡和森的女兒蔡轉，中共領導幹部李立三的女兒李力、楊殷的兒子、王弼的女兒等等。
1931年初的一天，董健吾接到上級通知，要他立即去某酒店接頭，接收來自湖南的3個孩子。原來，毛澤東的夫人楊開慧被反動軍閥何健殺害後，8歲的毛岸英、6歲的毛岸青、4歲的毛岸龍生活沒有著落，處境危險，在當地黨組織的安排下，幾經輾轉到了上海。毛岸英3兄弟進入大同幼稚園時，因受特務的迫害，身體都十分虛弱。1931年4月，董健吾奉命到漢口出差，就在他離開上海的時候，毛岸龍突然發起了高燒，緊接著上吐下瀉，一個小時就瀉了四五次，病情來得非常凶險，值班的保育員很著急，便抱著毛岸龍到廣慈醫院（現瑞金醫院）就診，經醫生診斷為痢疾。這是一種非常危險的傳染病，孩子小、抵抗力很差，當天晚上毛岸龍便死在醫院。董健吾深感內疚，對毛岸英和毛岸青也倍加疼愛，經常叨念著要讓他們和毛澤東團圓。
在辦園過程中，董健吾發現地處戈登路的幼稚園場地小，采光不足，附近又沒有可供孩子們遊戲的公共園地，孩子們長期呆在室內不利於健康成長。1931年的春天，董健吾又求人幫忙，將幼稚園搬到法租界陶爾菲斯路341號一幢坐北朝南的三開間樓房。那裏陽光充沛，房舍寬敞，環境幽靜，又靠近法國公園（現複興公園），孩子們的生活環境改善了許多。天氣晴朗的時候，保育員就帶領孩子們去附近的法國公園走動，曬太陽，呼吸新鮮空氣，聽故事，做遊戲。有時，董健吾坐在草地上，孩子們圍著他，一個個唱呀、跳呀，充滿了歡樂的氣氛。許多帶孩子來公園遊玩的家長，見此情景，十分羨慕，不斷地前來詢問，工作人員一一耐心而又得體地作出回答，擴大了幼稚園在社會上的影響。
到了1934年初，國民黨特務嗅到了大同幼稚園有不同尋常的味道，暗中進行調查，計劃抓取孩子作為人質。董健吾獲悉這一情報，當機立斷解散了大同幼稚園，在上海黨組織的安排下，疏散了在園的全部革命者子女。有親可投的，歸親友收養；無親可投的，由組織另行安排。毛岸英和毛岸青兄弟在上海無親無故，黨組織指定董健吾負責收養。當時，董健吾住在上海地下黨開設的古玩店“鬆柏齋”樓上。毛岸英兄弟的生活由妻子鄭蘭芳及其母親照料。幾個月後，經與特科的歐陽新商議，董健吾決定將毛岸英兄弟轉移到前妻黃慧光家裏——因為毛岸英兄弟一口湖南話，不敢送他們去上學，隻得把他們關在家裏玩，至於學習，就隻能由大孩子來充任小老師了。毛岸英好學，董健吾的長子和二女兒擔負起了教學的任務。兩個小老師恪盡職守，除教語文和英語外，還規定每天寫一板大楷。毛岸青尚小，好動好玩，最讓人操心，他還時常溜出家門聽街頭藝人說唱《二閏》、《水滸》、《西遊記》，哥姐們把他從街上拉回家後，他就有聲有色地向大家講述聽來的故事，鄰居中有一位京劇武生，天天在家練功，毛岸青看得眼熱，就找來木棍，學著舞刀弄棒。
白色恐怖威脅下，董健吾隻能日夜保持高度的警覺。在毛氏兄弟寄居的5年多時間裏，董健吾幫助黃慧光數易居所，與此同時，經濟的壓力也越來越重。開始兩年，憑著牧師職務的收人和上海地下黨組織向毛岸英兄弟提供的每月10元生活費，日子還過得去。但後來，為專門從事特科工作，董健吾奉命辭去牧師職務，生活全靠黨組織發的津貼，隨著鬥爭形勢日漸惡化，黨的經費越來越困難，黨中央減發了對董健吾的生活津貼，停止毛岸英兄弟的生活補貼。
自從中共上海中央局數次被國民黨特務破壞後，董健吾與上級失去了聯係，全家的生活來源隨之中斷。無奈之中，除典當財物外，他們千方百計自謀生路。有時為生活所迫，岸英帶著岸青到街上去找飯吃，他們揀過煙頭，拾過破爛，在白渡橋上幫人推過車，賣過報紙、油條。一天晚上對賬，岸青發現所賣的報紙竟收了不少假幣，認定假錢是幾個外國水手買報時給的，一怒之下，拿起粉筆在電線杆上寫下“打倒洋人”四個字，不料被巡捕撞見，摑了他一記耳光，岸青當即頭痛欲裂，後被趕來的岸英背回去，因未能及時醫治，影響了他的一生。
漢口脫險 通報危情
三十年代，紅色革命根據地有了長足的發展，為了加強蘇區和紅軍的領導力量，一批批中共領導幹部從上海分別派往各地。1931年從蘇聯取道回國的張國燾、陳昌浩、沈澤民偕夫人張琴秋等，將赴鄂豫皖蘇區。在討論進入蘇區路線時，沈澤民夫婦擬訂從合肥經六安入境，張國燾、陳昌浩則要求先到漢口然後進入黃安。但是，這兩條路線都是崗哨林立、暗探眾多。為了使這些革命骨幹順利到達目的地，主管中共中央特科工作的周恩來命令顧順章護送，因為顧順章掌管中共中央通往各地和蘇區的交通網。但對派顧順章單獨去漢口執行護送任務周恩來又不大放心，顧順章工作中盲動又專橫，而且個人生活也十分不檢點，吃喝漂賭無所不能。鑒於此，周恩來決定派董健吾隨同顧順章一道負責掩護，並通過漢口的社會關係確保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