翦伯讚到商震部的前一個月，即1928年4月5日，新軍閥蔣介石為了擴大自己的地盤在徐州誓師，對以張作霖為首的北方舊軍閥舉行“第二次北伐”。9日，第一集團軍發起全線進攻。30日，各路蔣軍對濟南發起總攻。這天夜晚，張宗昌率殘部棄城北逃。5月下旬，蔣軍已逼近京津地區。盤踞北京的“中華民國陸海軍大元帥”張作霖見大勢已去，在6月2日發出“出關通電”，宣布退出北京回東北。
6月4日清晨，張作霖的專車開到皇姑屯車站以東的京奉、南滿兩鐵路交叉點的橋洞時，轟然一聲響，專車被日本人事先埋在橋下的炸藥炸得粉碎，張作霖身受重傷，倒在血泊之中，四小時後不治身亡。這就是當時轟動中外的“皇姑屯炸車案”。
商震的國民軍很快進入了北京，翦伯讚也隨軍入京。入京不久，商震脫離閻錫山，投向蔣介石，很快被蔣介石任命為河北省主席。國民黨在北平進行“黨員登記”運動，他們認為“政治上不穩定的分子”不予登記，翦先生也接到了“黨員登記”通知，但當場將“通知”撕得粉碎，拒絕登記，且大罵國民黨背叛革命，是“新軍閥”。翦伯讚的行為惱怒了國民黨，國民黨下達了逮捕翦伯讚的通知，翦伯讚被迫再次離開商震軍隊。
離開商部的翦伯讚遇到了他的老鄉呂振羽。呂振羽曾經在北伐軍中做過政治工作，因對蔣介石的背叛革命不滿而離開北伐軍，棄武從文，當時在北平主編《村治月刊》。兩人一見如故，相見恨晚，經常在一起研究馬克思主義理論，探討中國的革命問題。1929年，翦伯讚還認識了國民黨元老、父親的同學、桃源老鄉覃振。覃振雖為國民黨元老，與蔣介石卻有很深的矛盾，多次策劃反蔣運動，並積極邀請翦伯讚參加。1930年8月，“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擴大會議”在北平舉行。翦先生以山西特邀代表的名義參加了大會。會上決定成立新的“國民政府”，推舉閻錫山為主席，不久，隨著閻錫山和馮玉祥在中原大戰中失利，該計劃流產。1931年5月，國民黨反蔣派又在廣州召開“中國國民黨中央執監委員非常會議”，進行第二次大規模反蔣活動，並於5月28日在廣州成立了新的國民政府，通電全國，要求蔣介石下野。翦先生再次以山西省特邀代表的名義參會。
參與論戰 批準入黨
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西方資產階級形形色色的思想傳入中國，比較有影響的是美國杜威的“新實在論”、法國柏格林的“生命哲學”、英國羅素的“新實在論”以及德國尼采的“超人哲學”，這些思想的引入對當時的史學研究產生了重要影響。特別是對當時社會性質的研究，導致了兩種截然不同的流派，一種是以陶希聖、周佛海等代表的“新生命派”和以嚴靈峰、任署等為代表的“動力派”，否認近代中國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他們將封建社會大大縮短，提出秦漢至清代為“商業資本主義社會”，第一次鴉片戰爭後為資本主義社會，中國不需要進行革命，需要的是建設。一種是以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社會科學家聯盟”為代表，他們科學地認為中國還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性質。中國要走的道路仍然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道路。他們通過“創造社”出版的刊物《新思潮》開辟了《中國經濟研究專號》欄目，發表潘東周的《中國經濟的性質》、吳黎平的《中國土地問題》、向省悟的《帝國主義與中國經濟》和《中國的商業資本》、王學文的《中國資本主義在中國經濟中的地位及其發展前途》、李一氓的《中國勞動問題》等文章，對各種錯誤的、歪曲中國曆史的觀點進行了反駁。
翦先生積極參與此次論戰，1930年11月16日，他發表《中國農村社會之本質及其曆史的發展階段之劃分》，重點批判了有關中國農村社會是“亞細亞的生產形態”之說。
亞細亞生產方式是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一文中使用的概念。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稱：“大體來說，亞細亞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現代資產階段的生產方式可以看作社會經濟形態演進的幾個時代。”翦伯讚先生指出，論者所舉的有關中國農村社會的一些特質都是“似是而非”的，根本不符合中國農村社會的狀況。他說：“中國的農村社會的本質，實在不是一個獨特的或是亞細亞的生產方法，而是封建的生產方法。”他進一步分析了近現代中國農村社會結構的狀況，指出了其屬於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質。他認為，這樣的社會性質決定了中國革命的性質就是反帝反封建，進行民族民主革命。期間，他發表的重要論文還有《關於“亞細亞的生產方法”問題》、《關於“封建主義破滅論”之批判》等。翦伯讚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提出中國農村社會的本質是封建的生產方式，中國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必須在無產階級領導下進行新民主主義革命等等。
“九?一八”、“一?二八”事變後，翦先生在北平、上海從事抗日救國運動。為了宣傳抗日，1932年2月，翦先生應邀到天津意大利租界主編《豐台》旬刊，在創刊號上發表《世界資本主義最高發展中日帝國主義者的暴行》的文章，分析了日本帝國主義的本質和他的“大陸政策”，侵略曆史和世界資本主義經濟危機，指出了日本侵略中國的必然性。同時，他還在《豐台》上發文章批判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政府的妥協投降路線和漢奸賣國賊頭目汪精衛的賣國行徑。同時，《豐台》還不斷發表西方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和對殖民地剝削壓迫的文章。因此，不僅蔣介石、汪精衛和日本帝國主義痛恨翦伯讚，意大利駐天津總領事館也在其中。不久，《豐台》被勒令停刊，遭查封。1933年春，翦伯讚在天津的意大利租界，被以反政府的罪名，遭意大利駐天津總領事齊亞諾逮捕，關押在獄，後被驅逐。
翦伯讚離開天津，回到北平閉門著書，由於北平的軍警特務經常來查戶口，翦先生在北平的安全無法保證。不久，翦先生到了上海一邊從事研究工作，一邊翻譯文章，向雜誌社投稿，以換取稿費貼補生活。在上海從事革命工作的中共黨員董維鍵同誌鼓勵翦伯讚繼續堅持鬥爭，要他盡快與覃振聯係，設法做覃振的思想工作。當時覃振已被任命為國民黨中央政府司法院副院長，後來翦伯讚同覃振聯係上，並做了覃的秘書。1934年5月，翦伯讚隨覃振赴歐美考察司法，到了越南、新加坡、埃及、法國、英國、比利時、德國、美國、日本等20多個國家。12月底，翦先生同覃振回到南京。這次考察，增強了他對資本主義國家的認識，為他的思想轉變提供了素材。
經過幾個月的國外遊曆，翦伯讚與覃振關係非同一般，受到翦先生的影響，覃振日益同情共產黨，後與翦伯讚一起設法救出了董維鍵、李六如等中共高級領導。
1935年，對蔣介石來說，是全麵崩潰的一年；對中國共產黨來說，是逐步壯大的一年；對中華民族來說，是災難深重的一年。
1934年10月，由於王明“左”傾冒險主義的錯誤領導，以及敵強我弱，中央革命根據地（亦稱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戰爭遭到失敗，紅軍第一方麵軍（中央紅軍）主力開始長征，同時留下部分紅軍就地堅持遊擊戰爭。1935年10月19日，紅軍第一方麵軍到達陝西的吳起鎮（今吳旗縣）。11月，國民黨以五個師的兵力向陝甘革命根據地進攻，被紅軍擊敗。從此開始，紅軍又逐步壯大。
1935年5月，通過兩年前簽訂的《塘沽停戰協定》將其侵略勢力滲透到華北的日本帝國主義，又向中國政府提出對華北統治權的無理要求。國民黨當局在日本的淫威麵前又一次屈服。5月29日，華北軍分會代理委員長何應欽與日方代表開始秘密談判。6月9日，日本華北駐屯軍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向何應欽提出備忘錄，限三日答複。何應欽經與日方秘密會商後，於7月6日正式複函梅津美治郎，表示對“所提各事項均承諾之”，接受日方要求。何梅往來的備忘錄和複函被稱為“何梅協定”。《何梅協定》的主要內容是：取消國民黨在河北及平津的黨部；撤退駐河北的東北軍、中央軍和憲兵第三團；撤換國民黨河北省主席及平津兩市市長；取締河北省的反日團體和反日活動等等。這個協定實際上是國民黨政府放棄了華北主權，為兩年後日本發動全麵侵華戰爭埋下了更大的隱患。11月，日本又策動“華北五省自治運動”，並扶植殷汝耕在通州成立偽冀東防共自治政府。
1935年8月1日，中國共產黨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根據國內外政治形勢的變化，以及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關於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政策，以中共中央和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的名義發表《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史稱“八一宣言”。宣言深刻揭露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罪行和蔣介石國民黨政府賣國內戰政策所造成的民族危機，論述“九?一八”以來愛國將士、民族英雄前赴後繼，英勇作戰，救亡圖存的偉大精神和必勝信念，還比較完整地闡述了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戰線。同以前的統一戰線口號、主張相比，《八一宣言》有許多特點。宣言提出“有錢出錢、有槍出槍、有糧出糧、有力出力、有專門技能出專門技能”的口號，把地主、資產階級、一切軍隊都包括在統一戰線之中。宣言還提出了抗日救國十大綱領。宣言的發表引起了全國各界愛國人士的熱烈支持。
國民黨親美英派也開始主動聯絡中國共產黨，以推動談判，共同抗日。其中的一條通道就是由國民黨的CC派重要人物曾養甫出麵，派諶小岑找到翦先生商談。曾養甫是國民黨CC派重要人物，國民黨第三、第四、第五屆中央執行委員、國民經濟建設計劃委員會主任委員、浙江省建設廳長兼任浙贛鐵路理事會理事長、鐵道部次長。諶小岑與翦伯讚是大學同學，私人關係不錯。諶小岑與翦先生是湖南同鄉，曾經在一起共同創辦過《豐台》旬刊。諶小岑找到翦先生，表示了實現“國共停止內戰，聯合抗日”的願望，希望通過翦先生找到中國共產黨。當時翦先生還不是中共黨員，因此不可能直接找到黨組織。在弄清了事情的全部來龍去脈後，翦先生覺得事情非同小可，就告訴諶小岑說：“我隻認識一個叫董維鍵的共產黨員，現關押在南京監獄。把他放出來，請他協助，一定可以找到中共組織。”後來，南京方麵覺得董維鍵這個人物太重要，不能輕易放人，線索被迫中斷。諶小岑又多次來找翦先生，要求設法與中共聯係上，翦先生介紹諶小岑與湖南同鄉呂振羽聯係，通過呂振羽的關係，最終找到了中共中央，促成了國民黨和共產黨在南京的談判。當時翦先生沒有參與具體的談判，但為談判的順利進行做了不少積極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