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捕入獄 英勇鬥爭
沙千裏、沈鈞儒等積極參加抗日救國運動，抨擊當局的做法被國民黨反動派視為眼中釘。1936年11月22日夜間，國民黨政府將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領袖沈鈞儒、章乃器、鄒韜奮、王造時、李公樸、沙千裏、史良等逮捕，製造了震驚中外的“七君子事件”。消息傳出，全國各界人士大為震驚。11月24日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發表《為沈鈞儒等領袖無辜被捕緊急宣言》，並向全國發出緊急通電。27日又發表《為七領袖無辜被捕告當局及全國國人書》，嚴正駁斥了國民黨當局對救國會的陷害，重申救國會的立場。此時，宋慶齡也發表聲明，抗議國民黨當局逮捕救國會領袖。全國各地救國會和愛國人士也紛紛發表聲明和通電，要求國民黨當局立即無條件釋放救國會被捕領袖。中國共產黨也發表文章表示抗議。北平文化教育界進步人士李達、許春裳等107人；天津文化界、暹羅（今泰國）華僑文化界200餘人；新加坡全體華僑紛紛致電國民黨政府，要求立即釋放他們。著名作家羅曼?羅蘭、著名科學家愛因斯坦等世界名人也向國民黨政府提出了抗議。
北平各大、中學校的學生聽到這個消息，特地罷課兩天，派出5名代表赴南京請願。12月12日，北平學生舉行大示威，高呼“爭取愛國自由、釋放愛國領袖”等口號。全國許多報紙把他們稱為“七君子”，把他們的案件稱為“愛國無罪”案。
按照國民黨政府法律規定，偵訊時間以兩個月為限，必要時可以延長兩個月。沈鈞儒等七人一身正氣，光明磊落，國民黨辦案人員偵無可偵，訊無可訊，隻得延長羈押兩個月。1937年4月4日，也就是法定偵查期滿的最後一天的晚上八點鍾，檢查官才炮製出了“起訴書”。這個“起訴書”洋洋數千言，東拚西湊地捏造了“十大罪狀”。鄒韜奮憤怒指出：“故意羅織，人人以罪。”律師出身的沙千裏感慨地說：“我們萬不料偵查了四個月之久，起訴書理由竟然如此空洞、歪曲，真是汙辱了國家，汙辱了神聖的職務。”
“起訴書”出籠，立即引起全國人民的憤怒抗議。宋慶齡、何香凝和各界知名人士發起“救國入獄運動”，發表“救國入獄運動宣言”，向全世界莊嚴表示：“中國人民決不是貪生怕死的懦夫，愛國的中國人民決不隻是沈先生等七個，而有千千萬萬個。中國人心不死，中國永不會亡。”宋慶齡親自率領愛國人士，攜帶寫給國民黨蘇州高等法院的文件，直赴蘇州高等法院“請求羈押”入獄，與七君子一道坐牢，國民黨政府無可奈何，十分尷尬。
1937年6月10日，國民黨政府悍然開庭，公開審理此案。那天，法院門口擠滿了人群，前來瞻仰七君子風采，對他們表示敬意。法院當局見事不妙，貼出布告，改公開審訊為不公開審訊。沈鈞儒等七名“被告”一致表示：這個案子根本沒有秘密審訊的必要，如不公開審理，他們就拒絕答話。他們的律師向書記長傳達了他們的意見，同時表示：如果當事人個個緘默，律師也將保持緘默，不發一言。
“七君子”的律師都是來自上海的著名律師，全都是自願前來進行義務辯護的。每人都有三名律師，總共21人，組成一個律師團。他們不僅要為“被告”個人進行辯護，更重要的是為保障“愛國無罪”而鬥爭，為全國人民爭取愛國的自由。法院當局無法審理，隻得答應“被告”要求，把“被告”家屬和新聞記者放進來。
“起訴書”又臭又長，全然建立在誣陷、歪曲的基礎上，因此破綻百出，不堪一擊。沈鈞儒等七人於1936年11月22日被捕入獄；1936年12月12日爆發了“西安事變”。他們不可能與張學良、楊虎城“聯絡接洽”。“起訴書”卻無中生有地把西安事變列為他們的“罪狀”之一。法院當局借口救國會曾於11月間致電，籲請張學良出兵援助綏遠抗戰，誣陷他們“勾結軍人，圖謀軌外行動”，“釀成巨變，國本幾乎動搖”。西安事變中張學良發表通電提出八項主張，其中第三條為“立即釋放上海被捕之愛國領袖”。這就構成了彼此“勾結”的“證據”。這可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沈鈞儒頭一個受審，他義正辭嚴作了回答：“我們發電報給張學良，是為綏遠事件共同抗日，同電還給國民政府和傅作義、宋哲元，希望他們一起督促中央抗日。至於拿西安事變的責任加在我們身上，我本人很奇怪，應請審判長傳張學良作證。”
鄒韜奮也據理進行駁斥。他指著電報說道：“這個電報內容明明說希望張學良‘請命中央援綏抗日’，並非叫他進行‘兵諫’，並同時還打了同樣電報給國民政府和傅作義，為什麼不說勾結國民政府？為什麼勾結國民政府不管，而單問張學良？”辯護律師接著說：“起訴書中所謂‘勾結’，所謂‘互相聯絡’，是什麼意思。這是雙方的事，現在隻問單方，怎可判罪？所以無論如何，非向張學良調查不可。”這無異給法院當局將了一軍。西安事變中，蔣介石表示“寬恕”張學良、楊虎城，“既往不咎”，可是張學良陪同他返回南京，蔣介石就把張學良軟禁起來。
1937年7月7日，抗戰全麵爆發，國內外形勢急劇變化。31日，國民黨當局迫於形勢，對七人案難以繼續審理，隻好“具保釋放”，釋放了這七位愛國領袖。
沙千裏等“七君子”在蘇州監獄與國民黨當局開展了不屈不撓的鬥爭，前後8個月，他們大義凜然，視死如歸，與外界各界的營救相互配合，終於取得了最後的勝利。在獄中，沙千裏寫了兩本書，一本是《七人之獄》，另一本是《婚姻、子女、繼承》。
全麵抗日 轉戰漢渝
“七君子”回到上海，受到了上海各界的隆重歡迎。“八?一三”淞滬抗戰爆發之後，國共兩黨實現合作，組成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救國運動的範圍得以更加廣泛開展，不但各界群眾參加，連國民黨的軍政人員參加的也不少。為順應形勢的發展，上海各界救國會改名為“上海救亡協會”，“上海職業救國會”改名為“職業救亡協會”。沙千裏回到上海後，擔任“職協”常務理事兼秘書處負責人，繼續抗日救亡活動。
“職協”是各行各業進步青年職工團體，沙千裏領導“職協”與文協、教協、婦協、工協等聯係，積極開展戰地服務，救護與慰問傷兵，救濟難民，編印宣傳刊物，培訓抗日救亡幹部等。1937年11月9日，中國軍隊西撤前夕，“職協”曾發動“保衛大上海運動”，動員了各界人士捐款捐物支援前方，在社會上造成了一定聲勢，安定了民心，支援了前方將士。“職救”編印的《救亡周刊》，由沙千裏任主編，積極開展抗日救亡的宣傳工作，為抗戰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同時，沙千裏還擔任《國民》周刊的編委，在《國民》周刊上寫了不少文章。《蘇聯革命二十周年紀念與我們的鬥爭》一文具有代表性。在文中，沙千裏明確表示了對社會主義製度的向往，並建議中國應該聯合蘇聯抗擊日本法西斯的侵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