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身延安 隱姓埋名
刺蔣事件的失敗，在華克之心理埋下了深深的陰影，慘痛的教訓使華克之終於明白：中國革命，隻有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團結全國大多數工人、農民、知識分子，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和蔣家王朝才能取得成功。1937年初夏，華克之終於結束了在香港的徘徊，決心北上延安“朝聖”，希望在那裏找到真正的政治歸宿。在中共華南地方黨組織的幫助下，華克之改名趙宣成，安全到達北平。
在中共北平市委的安排下，華克之夫婦倆來到山西太原，又在中共山西負責人周小舟的安排下，順利到達延安。行前，李濟深、陳銘樞等人又委托他帶去一封致中共領袖毛澤東的信件，表達了他們擁護中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和對抗日救國的意見。華克之到達延安後受到了熱情接待，也遇到了徐平羽、陳賡、宣俠父等新老朋友。特別令他高興的是，毛澤東在百忙中約見了他並與之長談。
1937年5月4日，華克之與毛澤東的見麵中，坦率地介紹了自己的全部經曆和刺蔣未成的慘痛教訓，以及自己的處境。他真誠地說：“蔣政權的通緝令遍布全國各地，戴笠動員全國的軍統特務，在海內外緝拿我，我無處可以安身，跑延安來，希望共產黨給我一個機會，讓我進入抗大或陝公學習，進入正式戰線，再行戰鬥，萬死不辭。”毛澤東對華所說的一切表示充分理解，同時表示歡迎他參加革命。但又坦誠說明現在讓他留在延安不妥，因為當時國共已經合作，國民黨對他的通緝令並未撤銷，倘若國民黨向延安要人就會陷入被動。毛澤東建議他仍留在華南，以後會派人和他聯絡。最後，毛澤東要華克之捎給李濟深先生一封信。
很快，華克之便離開延安經北平、武漢、廣州重返香港。回到香港後，華克之迅速向陳銘樞敘述延安之行的經過，遞交毛澤東、朱德的信函，並詳細轉述了毛澤東對當前時局的看法，特別是對中日戰爭的預言。此時，蔣光鼐正好拿著刊有“盧溝橋”事件爆發的報紙向陳銘樞走來，陳不停地發出嘖嘖聲，“料事如神！料事如神！”華克之一麵參加民主人士的一些活動，做延安和華南地方實力派之間的信使，一麵等待著中共的召喚。
1938年秋，中共華南局派人找到華克之，並將他帶去見了廖承誌、潘漢年。廖承誌開誠布公地對他說：“老華，我們一直把你當作同誌，這才請你到這裏來會麵的。多年來，你一直在打個人的遊擊戰，費了很大氣力，多不討好。這樣的方式不必再幹了。我們希望你歸隊，共同工作，預期的效果是不同的，你願意嗎？”華克之一次表示，隻要是黨的需要，他將無條件服從。
當廖承誌、潘漢年代表黨要他回上海工作時，他猶豫了一下，並說出了自己的擔心：國民黨對自己十萬元懸賞、五道通緝令並沒有取消，在上海的特務和日本憲兵對華克之這個名字還是很注意的，工作起來可能會帶來一定的問題。廖承誌和潘漢年用一些證據說服了他，解除了他的擔心。華克之提出一個要求：希望自己能夠成為一名共產黨員。
1939年，由廖承誌和潘漢年兩人介紹，毛澤東同誌親自批準，華克之正式成為了一名共產黨員。從這時起，華克之化名張建良，在中共的隱蔽戰線上一幹就是十多年，成為潘漢年在香港和上海工作的得力幹將。
潛伏滬港 密奪情報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本對中國占領區加緊進行殖民統治和經濟掠奪，集中兵力反複“掃蕩”敵後抗日根據地。蔣介石也趁機對根據地進行經濟、軍事封鎖。麵對如此嚴峻的形勢，中國共產黨除了加強根據地建設，抗擊日偽頑的進攻，在政治上也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揭露國民黨頑固派的陰謀，阻止日、蔣之間妥協。麵對這一形勢，中共六屆六中全會提出了把工作重點放在戰區和敵後的決策。1941年七八月間，又指出了對敵情報工作的重點應是搜集戰區和敵後戰略情報，包括國際上對日軍侵華戰爭的情報和國內日、蔣、汪三股力量的情報。其中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要設法搞到蔣、日、汪之間秘密勾結反共的情報，以便及時采取對應措施。1942年秋冬之際，時任中共中央社會部主管抗戰敵後情報工作的副部長潘漢年從新四軍軍部來到上海，向華克之傳達了中央的工作部署。
周佛海原是國民黨要員，深受蔣介石的器重。然而，1938年周佛海卻隨汪精衛投靠了日本人，成為汪偽漢奸政權的第三號人物，出任“行政院副院長”、“上海市市長”等要職，擁有大權。潘漢年分析說，中日戰爭已打了四五年，但蔣介石從來沒有放棄與日本談判的打算，而日本帝國主義為破壞中國人民的持久抗戰，也必然要與蔣介石政府勾結。周佛海曾是蔣介石的親信，自然將成為溝通日蔣關係的最佳人選。這種情況下，必須要有自己人打入敵方內部，加強了解蔣介石、周佛海和日本帝國主義之間的關係，並及時將情報送出，為我黨製定正確的戰略決策服務。潘漢年說：“現在正好有一個機會，國民黨某戰區司令長官想物色一個駐滬代表，與日汪周旋，以保全他私人在上海的一大筆財富。”
華克之聽後十分興奮，感到中央政策英明正確。他與潘漢年分析誰更適合這項工作。這時，他想起了自己在上海創辦晨光社的老朋友，國民黨左派任庵、彭希民兩人，並積極向潘漢年推薦此二人。
任庵，祖籍湖南，父親在清朝光緒年間做過官，是位開明、進步人士。任庵雖未得到父親遺產，但在生活上受到父親庇蔭，18歲就在北洋政府做事，後在國民黨政府中任職。他生性高潔，恥於高官厚祿，厭惡官場黑暗，“四?一二”後，對蔣介石十分憎恨，雖然未離高位，卻決心結識天下豪傑。曾和華克之一起南下福建勸說國民革命軍十九路軍同中國工農紅軍合作抗日，後對華克之照顧甚多，且與周佛海、還有那位司令長官都早就熟悉，且是雙方都信得過的人物。他便具備充當中介人的基礎。更重要的是，任庵是華克之的知交，華克之熟知其人品與才幹，有他去，令人放心。
彭希民，湖南人，早年留學日本，一直追隨黃興搞民族革命。回國後，被人舉薦在段祺瑞政府做過小官。因對國事不滿，遂退出政界，奉好友章士釗邀請，舉家赴滬，從事律師業務。晨光社刺汪案件發生後，參與者張玉華、賀坡光被國民黨法院判處死刑，任庵請求彭、章出麵，進行法律辯護。彭希民十分賣力，不收分文。
潘漢年聽後，十分滿意，馬上表態要華克之盡早安排這兩位人士與自己見麵。不幾天，在華克之的陪同下，化名“嚴如雲”的潘漢年在中國飯店會見了任庵，在惠中旅館會見了彭希民。“嚴”和任、彭雖是第一次見麵，但談得很投機。“嚴如雲”特別對任庵說：“先君的那些門生故吏，很多還起著現實作用，假如運用得法，可以創造奇跡。”任庵為人善良，不僅對共產黨，即便是一般民主人士，他也樂於接近，赤誠相待，他對“嚴如雲”先生的才幹也佩服有加，兩人一見如故。
根據潘漢年的指示，華克之動員彭希民參加了汪偽的漢奸團體——“興亞建國運動本部”，直接打探日軍動態。任庵先去重慶會見國民黨軍統頭子戴笠，後在周佛海和國民黨第三戰區司令長官中周旋，成了他們的座上客。為了打進汪偽內部掌握第一手情報，經組織批準，任庵把華克之介紹給周佛海，說華和他是生死患難的兄弟，可以代替自己，以供驅役。周佛海深信不疑，和華克之來往頻繁。這樣，華克之也大模大樣地成為周佛海的貴賓，不斷獲取機密情報，供中共中央決策時參考。任庵與華克之甚至獲取了蔣介石“特任周佛海為京滬保安副總司令”的絕密情報，使中共中央及時公開揭露蔣、日、汪的勾結陰謀，令蔣方大為震驚。
由於華克之和任庵、彭希民等眾多中共地下黨員和黨外人士的忘我工作，使中共中央對這一時期日、蔣、汪之間的活動了如指掌。許多重要情報對延安作重大決策提供重要參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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