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初，當中統CC係特務和上海特務頭子宣鐵吾、毛森等準備對盧緒章和廣大華行下毒手時，廣大華行早已空空如也。
高風亮節 淡泊名利
上海解放前夕，正在人們都紛紛向香港轉移的時候，盧緒章的長子盧賢棟不願去香港，堅持要留在上海讀高中。那時，盧緒章的4個孩子都已經到了香港，剛出生的盧賢慶因為太小由盧緒章的丈母娘在上海養育。盧緒章和妻子毛梅影三番五次勸大兒子盡早離開上海前往香港都無濟於事。盧緒章非常清楚，自己已經成了國民黨特務追捕的對象，如果兒子不一起離開上海，必將受到國民黨特務的殘虐。想起自己的兒女，盧緒章覺得非常愧對。
在重慶時，盧緒章看著孩子們一天天長大，心裏很高興，但也擔心自己的家庭環境可能會使孩子們變成好逸惡勞的少爺，於是將孩子寄宿到離家較遠、條件較差的學校就讀。每當孩子抱怨學校的夥食不好，鬧著要轉學時，盧緒章總是沉下臉，異常嚴肅地說：“你們都記住，爸爸現在一切都不是你們的。我死了，這些財產，不會給你們留一個子兒！你們要好好學本事，最好讀理工科，保證長大後能自食其力。你們學習好，隻要可能，我一定供養你們上大學。你們的路，要自己走。”盧緒章為黨幹地下工作，但出於組織保密的需要，又不能告訴孩子和妻子，萬一自己不幸被捕，如果小孩過慣了好日子，不能自食其力，後果難以想象，但是，孩子們不能理解盧緒章的良苦用心。
從重慶回到上海後，出於工作的需要，盧緒章全家住進了三層洋房別墅，家裏非常豪華氣派，小汽車一部換一部，三天兩頭在家招待客人，吃的是從大酒店送來的高級菜肴。盧緒章忙於交際，出入高檔場所，所有這些孩子都看在眼裏。因此，當盧緒章要求孩子們不能貪圖舒服和享受時，常常遭來孩子的反對，特別是老大盧賢棟經常與盧緒章對著幹，父子的關係不是很好。因此，當父母要他離開上海去香港時，他本能地反對父母的主意。對於兒子的倔強，盧緒章沒有辦法，他隻好給兒子寫了一封親筆信，同時他也請求地下黨的同誌說服盧賢棟前往香港。在地下黨同誌的苦心勸說下，盧賢棟到香港與家人團聚。從那時起，盧賢棟知道了父親從事的工作，是一項崇高的事業，因此開始理解父親，支持父親，從此，父子關係開始和解。
廣大華行總部轉移到香港繼續作為黨的特殊機構開展各項業務，盧緒章繼續擔任廣大華行總行總經理。他在港召開全體黨員職工大會，研究廣大華行的發展規劃和經營方向。1948年10月中旬，黨中央決定讓盧緒章前往河北西柏坡黨中央駐地參加學習中共中央七屆二中會議文件和準備迎接新中國成立後的工作。廣大華行的各項業務由舒自清接替，盧緒章辭去廣大華行董事長和總經理職務。1948年12月25日深夜，盧緒章隨同從香港北上參加新政治協商會議的民主人士回到內地，轉往河北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學習。
1949年3月，中央七屆二中全會閉會後，根據國內政治形勢的變化，中央指示除保留香港、紐約、東京、漢口四個分支機構外，廣大華行所有國內分支機構一律結束，人員除舒自清、張平留在香港工作外，其餘人員回解放區分配任務，廣大華行與華潤公司合並，由錢之光統一領導。於是廣大華行國內分行陸續出盤結算，並在上海和香港兩地進行財產清理。除發還外股和職工紅利股約40萬美元外，其餘的100萬美元，全部上交給黨組織。
與此同時，盧緒章南下參加上海接管工作。5月26日，上海解放，全上海人民沉浸在無比歡樂興奮之中。5月31日，上海市軍事管製委員會任命盧緒章為財政經濟接管委員會貿易處副處長。1949年6月底，盧緒章回到上海後第一次公開露麵，出席由陳毅市長主持召開的上海市工商界人士會議。當這些工商界人士看到在主席台上就座的身穿解放軍服裝的盧緒章都驚呆了，於是不斷有人寫信給陳毅市長，“舉報”盧緒章是國民黨四大家族之一陳果夫的紅人，中統、軍統特務是他家的座上客，他由國民黨組織部長吳開先親自介紹加入國民黨的特別黨員。
陳毅看著這些來信，與盧緒章開玩笑說：“盧老板啊，你以後上街可要小心點哦，說不定有人會把你抓起來。是哦，進了公安局，還要我去保你出來哦！”盧緒章在上海的公開露麵也使在香港的施公猛、梁若節、嚴少白的那些熟悉他的國民黨特務分子感到吃驚。他們布置香港的特務分子來到盧緒章妻子毛梅影的住處，威脅毛梅影將盧緒章勸回香港做生意，並恐嚇要殺死他們的孩子。在香港地下黨組織的解救下，1949年9月，毛梅影和5個孩子啟程回上海，他們曆經艱辛終於回到上海，盧緒章非常高興。
全國解放後，毛澤東主席於1950年4月任命盧緒章為華東軍政委員會貿易部副部長。5月，周恩來總理任命盧緒章為中國進出口公司經理。中國進出口公司是我國第一家專營進出口貿易的專業公司。盧緒章繼續為新中國的對外貿易工作，戰鬥在第一線。
1949年前後，廣大華行上繳黨組織315萬美元和20萬元法幣。這裏包括盧緒章和廣大華行所有黨員的全部股份、紅利。但是，出於“內外有別”的政策，盧緒章拿出40萬美元發還了非黨群眾的股份、紅利，可紅利唯獨沒有也是老百姓的毛梅影的份兒！當年在廣大華行的非黨夥計，現在香港的統統是百萬富翁。而“文革”造反派抄盧緒章家時，僅獲一張400元的存折。
1958年，盧緒章下班回家，開門見山地對妻子說：“梅影，你身體不好，經常請假不能上班，還照常拿工資，人家會說，共產黨領導幹部的夫人也是官太太，這會給黨造成不良的影響。我看，你還是給部裏打個報告，退職回家吧。”從1958年起，盧緒章夫婦、六個孩子、兩個老人共十口之家的生活來源，隻靠盧緒章一人的工資收入了。晚年的毛梅影看見人家常年休息，照樣拿工資，享受各種福利待遇時，就不免埋怨丈夫幾句：“我1940年開始幫你為黨工作，你不發展我入黨，弄得我解放後才參加工作。請假看病，你又要我退職，你真比延安進城的幹部還認真！”
解放前，在上海專作股票生意的楊長康，人稱怪傑，是上海證券交易所“四虎之一”。在股票市場，隻要他去問哪支股，這支股就立刻會漲起來。至今國際股票市場交易中，有好幾個專用術語，還是楊長康首創的。他30年代就認識了盧緒章，對盧的氣魄、為人十分敬重。解放初，當他得知盧緒章是共產黨已返回大陸後，他立即變賣了自己的全部股票，以所得巨額現金買了一條輪船，裝滿一船貨，自己隨船，直開天津……
1978年11月，包玉剛和闊別了十數年的盧緒章在北京重逢。包玉剛對盧緒章說：“阿哥，你幹旅遊局局長，我國內旅遊事業不幹，拿出1000萬美元，捐一個飯店給你；另1000萬美元，捐助上海交通大學蓋一座現代化圖書館。”這就是後來的兆龍飯店和包兆龍圖書館。1984年，包玉剛在已是寧波市經濟開發協調小組顧問的盧緒章建議下，又一次捐贈5000萬人民幣，為家鄉寧波建了一所具有國際水準的綜合性寧波大學。還有後來的兆龍學校、寧波北侖港區的建設規劃、寧波鋼鐵廠的外資引進……都是盧緒章牽掛於心的事。盧老以個人聲譽，為寧波與港澳地區、海外僑胞，鋪設起一座月宮折桂之橋。
1978年，盧緒章出任旅遊總局局長伊始，為解決旅遊住房緊張的窘迫局麵，力排眾議，冒著風險決定引進僑資、外資，搞合資項目。在鄧小平的關懷和大力支持下，第一批合資項目，共六座飯店——北京的建國飯店、長城飯店、廣州的白天鵝飯店、南京的金陵飯店等得到了國務院的批準。
1995年11月8日，盧緒章先生的心髒停止了跳動，享年84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