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哲人掌故
隨陽公子和鬱離子論富貴
一次隨陽公子和鬱離子議論富貴說：“住在9層的樓堂，有10畝大的庭院，位於中央就能夠俯視市區。高門大戶，亭台樓閣，飛梁畫棟，窗格秀雅。左右高屋密集，光彩閃動，一派繁盛之景。車馬直通殿堂，有鳴騶引導登上台階，高高坐在華麗的墊子上，宛如神一般的尊貴無比。士卒列隊，官吏成行，一個個都對你恭恭敬敬，連走步都有節奏順序。你隻要有一聲咳嗽，都如同神在發號施令。處理案件，決斷訴訟，一言九鼎。說一句話就能把侍者驚退，手指目及就能使被看的人退縮不前，站立不安。千人並立，踮腳仰望你的神色。你高興時，大家都感到猶如春天溫暖的陽光；你惱怒的時候，凜然如秋天的冰霜。可以說你掌握著別人的生殺大權，這是如何的尊貴，我想和先生一起去追求這樣的富貴。”
鬱離子聽罷，微微一笑說：“我知道孔子曾經講過這樣的話：富貴是人們所向往和追求的，但是倘若不是用道義去追求富貴，就不能處在這種富貴中，這種富貴又有何意義?我不願意那樣去做。”
這一掌故反映了古人對人的地位的看法，另一方麵也應該看到他們還是從事物發展變化的規律來看問題的，雖然有其片麵的一麵，但其中也確實存在著哲理。西漢的董仲舒對答漢武帝的策問時說：“幹體力活，應該背東西的人卻坐車，這將會導致外敵。坐車是君子的權利，背東西是小人的事情。是說下人占了君子的位置卻做的是小人的事情，禍患一定要來臨了。”不少古人都對地位、等級看得很重。
責與賤常兩相對，也就是貴和賤常常是對立相隨的，互相轉化，沒有定規。比如傅說由築牆的人成為宰相，商鞅由宰相變為逃犯。
齒亡舌存
常樅是老子的恩師。有一年，常樅老了快病死了，老子趕去探望，老子扶著常樅的手問：“先生怕快要歸天了，有沒有遺教可以告訴學生呢?”
常樅緩緩回答：“你不問，我也要告訴你的。”他歇了口氣問：“經過故鄉要下車，你知道嗎?”
“知道了，”老子回答，“過故鄉而下車，不就是說不要忘記故舊嗎?”
常樅微笑著說：“對了。那麼，經過高大的喬木要小步而行，你知道嗎?”
“知道了，”老子回答，“過喬木小步而行，不就是說要敬老尊賢嗎?”
“對呀，”常樅又微笑著點點頭。想了一會兒，常樅張開嘴問老子；“你看看，我的舌頭還在不?”
“在啊。”
“我的牙齒還在不?”
“一顆也沒有了。”
常樅問：“你知道是什麼意思嗎?”
老子想了想，答道：“知道了，舌頭還能存在，不就是因為它柔軟嗎?牙齒所以全掉了，不就是因為它太剛強了嗎?”
常樅摸著老子的手背，感慨地說：“對啊，天下的事情，處世待人的道理都在裏麵了，我再也沒有什麼可告訴你了。”
這則掌故是哲學家老子“柔弱勝剛強”學說的取譬說明，似乎很得要領。其實，這隻是一種無類比附，因為舌、齒之間並不存在什麼“柔弱勝剛強”的必然關係。人們倒可以這樣反問：人死了，舌頭隨即腐爛，而牙齒卻能久存，這又怎樣解釋呢?由此可見，“柔能勝剛”的道理，也不是絕對的，無條件的。但是，如果從發展的觀點看問題，則新生的幼弱的東西能戰勝陳舊的強大的東西。這是符合於辯證法的。同時，這個學說裏還包含著以退為進、後發製人和“勝人者力，自勝者強”等軍事戰略思想。
使堯舜牧羊
楊朱是戰國初期的哲學家。有一次，他去拜見魏王，自稱治理國家可以像運轉手掌上的東西一樣自如。魏王哼著鼻子說：“你自己家裏的妻妾都管不好，種的三畝菜地也鋤不過來，治理國家會有這般容易?請問，你有何妙策?”
楊朱不慌不忙回答：“我當然有辦法。大王見過放羊嗎?幾百頭羊一群，叫一個牧童拿著鞭子去放牧，要東就東，要西就西，因為他會牧羊；相反，如果叫堯牽一頭羊在前麵走，又讓舜揮著鞭子在後麵趕，他倆再賢明，連一頭羊也未必管得好，這樣做就是亂的開始。”
把治民比做牧人飼養牲畜，體現了專製製度下的官民對立，但是楊朱的話多少給領導工作者一些啟示。
一個牧童能管好一群羊，是因為他既有專長，又善於指揮羊，而堯舜雖是聖賢，牧羊卻是外行，而且一前一後，相互牽製，指揮不能一致，於是就連一頭羊也管不了。
我們應該重視專家在領導工作中的實際作用，並且注意領導藝術和工作方法，應該像“彈鋼琴”一樣，十個指頭的動作要有節奏，互相配合。如果專家們各行其是，意見紛歧，處處掣肘，相互牽扯，則使屬下無所適從，此所謂“亂之始也”。
子路問津
長沮和桀溺是春秋時代的兩位隱士。有一天，兩人正在一塊耕地。孔子經過那裏，被一條大河擋住去路，便叫子路去打聽渡口。
長沮手也不停，問：“駕車的那個人是誰?”
子路答：“是孔丘。”
長沮抬起頭，用嘲笑的口吻問：“是魯國的孔丘嗎?”
“是的。”
“哦，他不是生而知之嗎?那應該知道渡口在哪裏。”
子路討個沒趣，又轉過身問桀溺。桀溺停下木耜，問：“你是誰?”
子路答：“我是仲由。”
“你是孔丘的門徒吧?”
“是的。”
“告訴你，當今社會紛亂，有如洪水滔滔，誰能改變這種趨勢呢?你與其跟著那個躲避壞人的人，還不如跟隨避開人世的人做個隱士呢。”一邊說，一邊又忙著用土覆蓋稻種。
子路隻好回來告訴孔子。孔子悵然長歎道“我怎能隱居山林，與鳥獸同群呢?我不與人們在一起生活，還跟誰在一起呢?即使天下合乎正道了，我也不會改變自己的主張。”
這個掌故事提出一個生當其時的處世態度問題：或者像長沮、桀溺這批隱士們(據《論語》記載，還有楚狂接輿、荷榛丈人等，其他諸子所述更多)一樣，采取逃避現實的虛無主義，或者像孔子那樣堅持“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積極用世主義。這是兩種截然相反的態度。如何評價孔子和儒家哲學思想，是一個問題：用一分為二的觀點看問題，還是應該肯定這種積極用世的現實主義精神——儒家處世哲學的立足點。孔子批評隱者的話是對的：人總是人，又怎能不在現實社會中生活，而以隱遁山林與鳥獸同群作為自己的出路呢?
苛政猛於虎
孔子坐著馬車經過泰山山腳，看見路邊有一個婦女披麻戴孝，正伏在一座新墳上悲哀地哭泣著。孔子停下馬車，憑著車欄注意地傾聽，又叫子貢上前問問情由。
子貢走到墳墓邊，間：“大嫂，聽你的哭聲，好像有莫大的悲傷，是嗎?”
婦女抬起頭，抽泣著說：“這一帶有猛虎作惡，過去我的公公被老虎咬死了；後來我的丈夫也被老虎咬死了；現在，我的兒子又被老虎咬死了；我怎能不悲傷昵?”
孔子下車間：“既然老虎這樣凶惡，你們為什麼還不趁早離開這兒呢?”
婦女回答：“這兒地方偏僻，沒有苛政。”
孔子沉默了一陣，對學生們說：“你們記住，苛政比惡虎還要凶猛。”老虎要吃人，貴族官吏的橫征暴斂也要吃人，甚至比老虎更厲害。這個掌故生動、深刻地揭露了階級社會剝削壓迫的嚴重程度。
儒家從其創始入孔子開始，一貫主張以仁政取代苛政，目的雖在於緩和階級矛盾，但也有間接反映人民利益和社會發展要求的一麵，其中包含著對人性的深刻關注。對他們的政治哲學，似乎應該一分為二。
墨悲絲染
墨子經過一家染坊，看見有幾個染匠正在把一束束絲絹丟進一口口的染缸裏。墨子聚精會神地看了半天，然後長歎一口氣，說道：“這雪白的絲絹，丟進黑水就染成黑色，丟進黃水就染成黃色，陸續投進五種染料，絲絹也就變成五彩色。染料一變，絲的顏色也跟著變，所以，染色的時候不可不謹慎。這個道理，就是做人治國也是同樣的啊 ”
墨子的聯想是非常有道理的，這裏包含著他的教育思想和政治思想。培養、教育一個人，也要重視這種“染”的作用。
巫馬子問道
巫馬子對墨子說：“你主張兼愛天下，並沒有利於人；我主張不愛天下，也不曾害於人。我們兩人的功效都沒有看見，你為什麼自以為是，而老是責難我呢?”
墨子回答：“譬如街上的房子失火了，一個鄰居準備取水去撲滅火勢，另一個鄰居準備操起火把去助長火勢，但是都還沒有做到，你說這兩個人誰好昵?”
巫馬子回答：“當然是準備救火的鄰居好，而那個想火上添油的人不好。”
墨子微笑著說：“對啦，雖然他們兩個人的功效都沒見到，但誰是誰非已能判定。這就是我自認為是，而以你為非的道理了。”
這個掌故強調動機的重要。動機和效果基本上是應該一致的。當然也有動機好而效果未知的情況。但是，如果一開始的動機就很不好，如墨子的比喻，人家失火，你卻去助長火勢，即使未遂，你總不能以效果未見來為自己的動機辯護。這裏，動機的好與壞還是有區別的。當然，真正檢驗動機的應該還是效果。要使好的願望變成好的效果，就必須按照事實規律辦事。
死後有沒有知覺
子貢問孔子，人死後究竟有沒有知覺。
孔子說：“我要是說還有知覺，恐怕一些孝順的子孫會因為死去的先人而妨害了生業；我要是說沒有知覺，又恐怕一些不孝的子孫幹脆把屍體一扔，連埋葬都省了。賜啊 你要真那麼想弄清楚，等你自己死了以後再知道也不遲。”
看孔門的師生向答，可以清楚感覺到子貢可能是反應最敏銳、也最有鬼腦筋的一個，像這類的鬼問題就不會是乖巧的顏回或憨直的子路問的，不信的人可以去翻翻《論語》查證。
今天看來，三千年前的孔子的宗教觀是滿“現代”的，不像早期人們常有的泛宗教意味，也不是因此而“反動”的無神論，而是傾向於相當有彈性、有餘裕的不可知論者，而我們很容易了解，不可知論通常比無神論需要更充分的理性基礎，因此在曆史上往往出現得比較“晚”。
韋伯說整個人類的曆史是一個解除魔咒的過程，如此說來，孔子可能是個異類，因為出現的時間有點“不準”。
王顧左右而言他
孟子對齊宣王說道：“您有一個臣子把妻室兒女托付給朋友照顧，自己到楚國去遊玩；等他回來的時候，他的妻室、兒女卻在挨餓受凍。對待這樣的朋友，應該怎麼辦呢?”
齊王說：“和他絕交。”
孟子說：“假如管刑罰的長官不能管理他的部屬，那應該怎樣辦呢?”
齊王說：“撤掉他。”
孟子說：“假如一個國家裏政治搞得很不好，那又該怎樣辦呢?”
齊王回過頭來左右張望，把話題扯到別處去了。
當時齊國四境不治，人民凍餒，孟子便步步深入，將了齊宣王一軍。但齊宣王對別人該負的責任，應該怎麼處置都看得很清楚，也說得很幹脆，而對自己的罪責卻諱莫如深，“顧左右而言他”。
俗語說“旁觀者清，當局者迷”，說的就是一個人限於主觀成見和私心雜念，有時對別人身上的缺點看得很清楚，卻往往對自己的缺點認識不清或文過飾非。
以明哲保身為糊塗
有一次孟子本來準備去見齊王，恰好這時齊王派人捎話，說自己感冒了不能吹風，因此請孟子到王宮去見他。孟子覺得這是對他的一種輕慢，於是便對來人說：“不幸的很，我也病了，不能去見他。”第二天，孟子要到東郭大夫家去吊喪，他的學生公孫醜說：“先生昨天托病不去見齊王，今天卻去吊喪，齊王知道了怕是不好吧?”孟子說：“昨天托病是昨天，今天是今天，今天病好了，我為什麼不能辦我想辦的事呢?”孟子剛走，齊王便打發人來問病。孟子弟弟孟仲子應付說：“昨天王令他上朝，他有病沒去，今天剛好一點，要上朝去了，但不曉得到了沒有。”齊王的人一走，孟仲子便派人在孟子歸家的路上攔截他，讓他不要回家，快去見齊王。孟子仍然不去，而是到朋友景醜家避了一夜。景醜問孟子：“齊王要你去見他，你不去見，這是不是太不恭敬了呢?這也不合您所倡導的禮法呀”孟子說：“哎，你這是什麼話?齊國上下沒有一個人拿仁義向齊王進言，難道他們認為仁義不好嗎?他們隻是認為夠不上同齊王講仁義，這才是不恭敬哩。我呢，不是堯舜之道不敢向他進言，這難道還不夠恭敬?曾子說過，晉國和楚國的財富我趕不上。但他有他的財富，我有我的仁；他有他的位，我有我的義，我為什麼要覺得比他低而非要去趨奉不可呢?爵位、年齡、道德是天下公認為寶貴的三樣東西，齊王哪能憑他的爵位，輕視我的年齡和道德昵?如果他真是這樣，便不足以同他有所作為，我為什麼一定要委屈自己，去見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