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緒十一年(1885)，申化帶領七家股東退出，另組成廣升(遠記)藥店，或稱廣升遠藥店。廣升遠首任經理申守常，精明強幹，藥店在他的主持下發展很快。雄厚的資本是經商的物質基礎，申氏首先設法廣為吸收遊資，擴充藥店資本。接著，積極向外擴展，開設分店，如在營口、濟南、重慶、煙台等地也都設立了分店。此外，積極擴大龜齡集、定坤丹的銷售市場，使這兩種藥的銷售地區由原來的山西、河北、河南、廣東等地，又擴大到東北、西南各省和南洋一帶。有人估計，廣升遠從成立到1930豐，盈利在70萬銀兩以上。
這則掌故告訴我們，在商道上要與時俱進。
清代的廣升藥業尚且有這樣積極開放的思想，今天的商人就更要具備了，因為在當今世界，企業積極參與經濟全球化雖有風險，但更多的是機遇，隻有積極開放，才能盡快改變落後麵貌，迎頭趕上。
史量才與席子佩反目為仇
《申報》是上海最早的一份報紙，1872年由英國人美查集資創辦，席子眉任華經理(買辦)。席病故後，由其弟席子佩繼任。以後美查回國，將《申報》全部讓與席子佩接辦。
席子佩接辦(《申報》後，因經營不善，成績平平，漸露倦意。1913年，在“南社”友人聚會上，流露出欲讓渡股權之意。時史量才亦在座，他欲在新聞界有所抱負，遂與席子佩磋商。經多次協議，雙方訂立轉讓合同，載明轉讓代價12萬元，分三期付清，每年各付4萬元。
史量才接辦《申報》，係集資合股性質，史自任董事長，席子佩留任經理職，並受邀參股。席感激史對己推崇倚重，盡力輔佐，將曆年辦報之得失娓娓相告。史量才銳意創新，適逢時會，業務蒸蒸日上。但時日一久，漸露矛盾。在史接手後第三年，席子佩屢以經濟拮據為由，要史量才預支《申報》轉讓款項，每次百千元不等。史頗厭之，有時照付，有時拒絕。史量才為徹底整頓報社內務，亟謀將席逐去。因此，席遇事與史商議時，史儼然以董事長身份，冷麵相向，以致席子佩雖為經理，而事事感到掣肘，漸漸不堪忍受，遂提出辭呈，一走了之。
此正中史量才下懷，席子佩大罵其過河拆橋，忘恩負義，耿耿於懷，伺機報複。席退出時，既未分到盈餘紅利，又未結清薪資賬目。不久，即以股東名義，以清算盈餘，退還股款為詞，重金聘請意籍律師穆安素撰狀向會審公廨起訴。糾訟三年，方才結案。史量才被判向席子佩賠償245萬兩，當庭交保。席子佩既出了氣，又得了錢，仍不心甘，籌劃進一步打擊史量才。1918年，以史所賠償巨款為資本，創辦《新申報》。出版前夕，席子佩不惜血本大搞宣傳，宴請新聞界，並在席間批評《申報》，指責史量才。席對《新申報》取材、編輯等各方麵亦是煞費苦心，事必躬親。然時出版業競爭激烈，新報刊立足不易。席子佩枉費心機，擠垮《申報》目的未能達到，反而入不敷出，難以維持，隻能再次出讓他人了。
這個掌故給人的教訓是商機可得不可失。失去了再想與別人對著幹，隻能是自找苦吃。
同時，這則掌故告訴我們，一個人要瀟灑從商，坦然為賈，不要輕言合作。有知識、有眼界、有對策，能以己之長，陷彼之短之人認識到，一個人的力量是十分有限的，因此，必須有賴於那些願意與人合作、願意與其他人保持團結關係的人。經商者多有此心，所以，你必須防範那種借合作而踩在自己的肩膀上，以求站得更高，走得更遠的人。
《申報》和《新聞報》的龍虎鬥
《申報》和《新聞報》，是舊上海影響最大的兩家報紙。《申報》創刊於1872年，《新聞報分創刊於1893年，比((申報》資曆短21年。但((新聞報》不甘示弱，一問世就與《申報》展開激烈角逐，欲後來居上。特別是1899年汪漢溪出任《新聞報》總經理後，更是雄心勃勃，大有在上海報界獨占鼇頭之勢，於是兩報之爭愈演愈烈。
《申報》重視軍政要聞的評述，深得政界垂青；《新聞報》則標新立異，專事報道商賈行情，贏得商界聲望。《申報》建造新館舍以增排場氣派，購進新式印報機以提高印刷質量，加快出報速度；《新聞報》則自設外電收報房，選用上等紙張印報，以加速新聞時效，美化報紙形象。《申報》為多欄廣告發行《星期增刊》，奉送《宣傳新聞》；《新聞報》為吸引客戶，則贈閱(《本埠新聞》，小說中夾登廣告。同時，兩家報紙還爭登一些光怪陸離、乃至夾雜色情的廣告，以招徠客戶。為了爭搶讀者和利潤，兩家報紙花樣迭出，明爭暗鬥，好不熱鬧。當時兩家報紙凡提及報名時，《申報》必稱“申新兩報”，而《新聞報》則定日：“新申兩報”，誰都想做“龍頭老大”，這種順序成了兩報的金科玉律，幾十年無一例外。
經過一番較量，至1929年，《新聞報》日銷15萬份，打破了《申報》日銷14萬份的最高紀錄，在發行量上漸占上風。這可急壞了《申報》主人史量才。史量才常想，如能將《新聞報》納人自己控製之下，則可在上海乃至全國成立報界“托拉斯”，那時自己才算得上是中國報界的“龍頭老大”。如今《新聞報》發行量躍居《申報》之上，使得史量才如芒刺背，兼並《新聞報》的決心日堅。不久，史量才終於找到了好機會。
同年7月，《新聞報》老板福開森所依賴的北洋政府早被國民政府所取代。老謀深算的福開森，鑒於國民黨的新聞政策，認為外人在華辦報的黃金時代已經過去，打算把手中持有的股票全部拋出，拎著現款打道回府。當時《新聞報》號稱股份有限公司，共2000股，每股定額10元，福開森持有1300股，充其量不過13000元。華籍董事700股，其中汪漢溪父子也有不足1/5的股權。汪漢溪死後，股權歸其子汪伯奇、汪仲韋。福開森作此打算，按理應當先與汪氏兄弟及華籍董事提出股權移讓的問題，但此時“北四行”代理人暗中與福開森聯係，願以20萬元的高價成交。福開森見有利可圖，便瞞著汪氏兄弟和全館人員，與“北四行”達成協議。據說，在股權移轉的過程中，還有一幕“戲中戲”，連福開森本人都被蒙在鼓裏。原來，北四行不過是出麵人，實際承受這些股權者，乃是《申報》老板史量才。史好不容易碰到福開森逃避資金的千載難逢的好機會，便采取“移花接木”的手段，把福開森在《新聞報》65％的股票吸收過來。為了避免引起反對，史暫時隱身幕後，要等木已成舟，才正式出場。
一天，福開森突然不到報館來了。有一個自稱為新股東全權代表的董顯光，意氣昂揚地走進來，占領了福開森所居的監督室，並發號施令，凡百元以上的支票須由出納課呈送他本人核準簽字後，方能生效。直到這時，全館人員方知《新聞報》易主，無不為之駭然。於是，《新聞報》全體人員在汪氏兄弟的帶領下，爆發了一場抵製史量才並吞《新聞報》運動，報館各層樓貼滿了“反對報界托拉斯”的標語，一時頗有聲勢，連滬上聞人虞洽卿等人也來調停。
史量才起初對《新聞報》的反彈置之不理，可是有一天《申報》總主筆陳冷血對史說：“你這樣堅持下去，恐怕要兩敗俱傷，危及根本。”原來，政府當局早想包辦輿論，巴不得申、新兩報鬥得精疲力竭，好趁機劫收。史聽陳言，如夢方醒，慌忙退兵。他宣稱退出300股，使之擁有的《新聞報》股票不超過50％，今後也不幹涉((新聞報》的經營方針和內部事務，報館一切事務仍由汪氏兄弟全權負責。至此，史量才收買《新聞報》的風波，才漸告平息。事後，史信守諾言，直至遇刺身亡，連《新聞報》的大門都不曾踏進一步。兩報依舊對壘如初。
商人，要有見好就收的頭腦。否則，將有賠了夫人又折兵之憂。這則掌故同時告訴我們，不要奢求自己永遠站在商業之巔。而且，據史載，史量才是連蔣介石都不買賬的人，最終被害。可見一個人孤芳自賞，恃才傲物，不能夠很好地協調利用好身邊的人際關係，那麼你就注定會是個失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