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西園曾人特務訓練班受訓，係戴笠門生，為戴所賞識，介紹給胡宗南當隨從副官，後升任侍勤隊長，此亦戴有心報答胡保薦之恩。胡視唐為親信股肱，相隨左右，極為放心。而戴笠則以為在胡左右安了一個心腹，於己亦有極大方便。唐西園得戴笠特務統治之衣缽，大搞刑訊逼供，搞得人心惶惶。
胡、戴二人私交極深，就連胡宗南與葉霞翟之婚姻，也係戴一手撮合。葉與胡係浙江同鄉，曾入軍統受訓，赴美留學，才貌雙全。經戴笠介紹給胡，胡甚覺滿意，1947年，二人在西安成婚。
胡宗南獨霸西北，猶不滿足，還利用與戴笠的關係，將自己的勢力打人軍統，企圖向華東發展。軍統最大的特務武裝“忠義救國軍”，在蘇浙皖邊區專門襲擊新四軍革命抗日武裝，又與日偽勾勾搭搭，聲名狼藉；與三戰區顧祝同的部隊爭權奪利，矛盾重重。1943年，蔣介石一度要取消它，以顧全顧祝同麵子。戴笠求救於胡宗南，胡便趁機推薦部下馬誌超到安徽廣德接替周偉龍任總指揮。“忠救軍”得以保留。警察係統是軍統的另一個重大部門，胡宗南通過戴笠，推薦手下秘書趙文龍任杭州警官學校教育長。1945年後，又把趙調回西北任甘肅武都專員，以加強特務統治。
互相利用，人之必然。胡戴二人在政治上相互利用，一唱一和，反倒由此得以蒸蒸日上。
孔祥熙、杜月笙互捧場
抗戰勝利後，四川發生水災，四川省參議會議長向傳義去上海募捐。他先找市長吳國楨商量，吳將此事推得幹幹淨淨，說他來遲了一步，因為上海剛剛為蘇北等幾處水災募過捐，又要捐沒有辦法。向傳義便去找杜月笙，杜馬上答應下來，並拍著胸口說：“我們在四川吃了幾年，今天四川有災，不幫忙還算什麼人 ”沒幾天他便把這件事辦得頗有頭緒。
本來，杜月笙把募來的錢交給向傳義就可以了，但他卻借此機會去捧孔祥熙。他先向孔說明四川募捐吳國楨不幫忙的經過，並說他願代辦，請孔出麵就行。孔很高興地聽他安排，請吳國楨等人到家裏吃飯。席間，孔照著杜月笙告訴他的話說了一遍，加上幾句“四川是第二故鄉，有難一定要盡力幫助”等之後，便指著杜說：“這件事我已關照月笙去辦，一定要對得起四川同胞。”杜月笙便站起來表示：“既然院長這麼關心這件事，月笙一定遵命盡力去辦，也希望大家盡力協助我。”杜月笙通過這一手法，捧得孔祥熙眉開眼笑。
由於杜月笙對孔祥熙這麼討好，孔在很多地方也特別照顧他，給過他不少賺錢的機會。如抗戰勝利後，有一次孔祥熙知道蔣介石決定要把日本交出的大量棉紗拋出，便暗地通知杜月笙趕快把手上握有的棉紗拋出去，免得吃虧。杜月笙因此賺了一大筆錢。
杜月笙捧孔祥熙一向肯下功夫，因此孔也願意替他捧場。1947年，杜月笙的兒子杜維屏、杜維新兩人在上海麗都花園同一天舉行婚禮，杜請孔去當證婚人，孔便當著介紹人錢新之、章士釗和去參加婚禮的賀客顏惠慶等一千多人的麵，說杜是“中國少有的事業家，有遠大的見識和克己助人的人生態度……”
吹棒是個好東西。孔祥熙、杜月笙二人通過相互吹捧，不僅獲得了很大的實惠，而且也使得兩人的關係更加密切。
袁世凱計唬熊希齡
1912年3月，袁世凱在北京就任大總統。為欺騙革命黨人，袁組織了以唐紹儀為內閣總理的責任內閣，但由於唐紹儀強調大總統發布命令須經國務員副署的“責任”，使袁世凱感到不能指揮如意、獨斷專行，便免去了唐紹儀的內閣總理，想叫熊希齡組織內閣，以便利用梁啟超等進步黨人，反對國民黨。熊當時識破了袁的計謀，不甘被利用去火中取栗，一再向袁謙辭。
一天，袁邀請熊到中南海去談話。熊到了那裏，袁特別在他的內書房接見，室內隻有他們兩個人，袁很客氣地和熊寒暄，不談組閣的事。忽然，袁的秘書進來說段總長(即段祺瑞)有事麵陳，袁便站起來對熊說：“對不起，失陪一下，我還有要事奉商。”說完就隨著秘書走開了。熊隻好一個人在室內徘徊，突然看到袁的書桌上有一件拆封的公文，赫然寫著“為熱河盜寶事……”原來熊在辛亥革命後，做過一任短期的熱河都統，各方麵控告他盜取了熱河行宮的大批珍寶，他正為此事擔心害怕，袁把這件公文放在那裏，顯然是故意讓他看的。
正當熊嚇得無以自主的時候，袁悠然回來了，依然是滿臉的笑容，談了幾句客套話後，就對熊說：“關於組閣的事，請秉三兄(熊希齡的字)再考慮考慮。”熊連忙回答說：“總統這樣垂愛，我一定唯命是從。”就這樣輕描淡寫的，熊希齡不得不答應出任內閣總理，熊內閣便誕生了。
人都有心計，但不如有大術的人。有大術的人善用攻心之法。
故語有雲：“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誌也”可見攻心之難。對於有些頑固不化的人來說，如果能夠擾亂他的心誌，摧毀他的意誌，就能夠不用戰鬥而使他屈服，這也是攻心術的重要一方麵。
袁世凱用的正是攻心術。他的攻心不是勸服，而是震懾，幾乎和勸服同樣有效。打亂了對方的陣腳，事情就有了轉機。
攻心的謀略很多了。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擾亂對方，激怒困擾對方，等待對方的變化，促其自敗，也是一種絕妙的攻心術。
孫殿英的兩份白話文電報
土匪出身的孫殿英，是個令蔣介石十分頭疼的軍閥。當年“東陵盜寶”一案，搞得蔣介石焦頭爛額，後來又因“達令”稱呼一事，令宋美齡哭笑不得。
蔣介石夫婦互稱“達令”，即“親愛的”之意。“達令”一詞出自英文“DarIing”。蔣手下一些不懂英文的將領，有的以為“達令”是“最大的司令”的省略詞；有的以為是時新的尊稱，從而鬧過一些笑話。有一次，孫殿英晉見蔣氏夫婦，見麵時對蔣點點頭：“達令好。”又對宋美齡點點頭：“達令好。”蔣介石以為孫殿英故意與他開玩笑，有失尊嚴，很是生氣。宋美齡則認為孫是存心侮辱她，大發脾氣，指著孫的鼻子罵道：“你是什麼東西，竟敢這樣侮辱我。”當孫說明他確實不懂英文，也不知“達令”一詞含義時，賓主三人都啼笑皆非。
不過，孫殿英決不如人們想象的那樣莽撞無知、受人左右，相反，他老於世故，城府很深，令人捉摸不透。他外表雖是典型的西北軍人，虎背熊腰，言談舉止卻文質彬彬，幽默詼諧。他曾發出過兩份白話文電報，就使對手難以應對。
孫殿英對閻錫山素無好感，覺得他老奸巨滑，很不可靠。抗日戰爭初期，孫殿英在石家莊以北拉起隊伍，當上冀察遊擊司令，因人多槍少，處境困難。於是，孫致電第二戰區司令長官閻錫山，要求閻發還他當年留存在山西的一部分軍火，以應急需。其實，閻錫山早已將這批軍火占為已有，卻在複電中詭稱，此項軍火已解送南京了。孫殿英見複電後，再發一電致閻錫山，文日：“我的軍火，你說解給中央了，很好。如果沒有解，留給你自己用，也好。孫魁元(孫殿英)叩。”閻錫山接電，尷尬萬分。
抗戰開始後沒幾年，國民黨軍隊就同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和新四軍搞起了軍事摩擦。1940年3月初，第九十七軍軍長朱懷冰率部向八路軍挑釁，被八路軍在武安、林縣一帶消滅了兩個師。在雙方作戰中，孫殿英的新五軍卻按兵不動，嚴守中立，這對八路軍迅速解決這次戰鬥十分有利。八路軍的一位記者陸詒，到駐於林縣臨溪鎮的新五軍軍部去拜訪孫殿英。孫一開頭就說：“這次九十七軍全軍覆沒，朱懷冰落荒而逃，差一點當俘虜，還是我把他收容下來的。他的家眷也由八路軍派人送來，委托我送回洛陽。同八路軍鬧摩擦，肯定沒有好下場 ”
陸詒說：“這樣說來，孫軍長是反對摩擦的。”孫立即搖搖手，說“不，並非如此。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我是靠‘摩擦’才生存下來的，也可以說是吃‘摩擦飯’的。從大範圍來講，如果不是日本兵打進華北，恐怕政府對我的通緝令還不取消哩 再說，蔣先生(蔣介石)千方百計要收拾雜牌部隊，如果我今天旁邊沒有八路軍，必要時還可以靠攏一下，哪裏還有新五軍的存在?”說罷，哈哈大笑。
接著，孫殿英乘興拿來一份電報，給陸詒看。那是他當時給冀察戰區總司令鹿鍾麟的複電。電文日：“你要去摩擦，你去摩好了，加上一個‘我’，連我也摩光了。孫魁元叩。”陸詒看完，哈哈大笑。不過，孫殿英再三聲明，切勿在重慶《新華日報》上發表以上談話和電文，他說：“還是讓我在政治上灰色一點好，一登貴報就會染上紅色，不利於我今後向蔣先生要餉、要軍火，咱們交朋友來日方長，不必做表麵文章。”
在國民黨的公文電報中，一般都是子日書雲、文縐縐的，而孫殿英的這兩份電報卻用了白話文，語言幽默，充分表達了他當時的思想和作風。
陳濟棠迷信風水買祖墳
1931年到1936年，陳濟棠以第一集團軍總司令的名義開府廣州，與蔣介石抗衡達5年之久，人稱“南天王”。陳為人極其迷信，一幫趨炎附勢的風水先生投其所好，紛紛跑到防城八寶頂陳家祖墳看風水。查看一番後，便信口胡謅說：“這口風水在葬後一百年，能出廣東第一人，陳濟棠有今日的地位，正是靠這口風水的庇佑。”陳濟棠聽了自然高興，便把翁半玄、詹天眼、廖鶴洲等江湖術士羅織在門下，大搞相麵、扶乩、看風水一類迷信活動。翁半玄為向陳濟棠獻媚，曾多次公開說：“陳濟棠有‘九五之尊’的相格。”又說：“防城八寶頂的風水，隻能出廣東第一人，要想當中國第一人，還得另尋‘真穴’。”陳濟棠正仗著自己擁有強大的空軍，想與蔣介石爭奪天下，聽了這話非常高興，便撥出巨款給翁半玄等人，命他們遍訪廣東名山大川，尋找“真穴”。
有個梅縣人叫溫香遠，是陳濟棠總部軍醫處處長溫泰華的族弟，會看風水，凡是出過大人物的地方，都要去看一看。他聽說洪秀全的祖墳在花縣芙蓉嶂，便來到花縣尋找。
溫香遠在芙蓉嶂附近轉了幾天，隻看到有溫氏祖墳，並沒有洪氏祖墳。他來到洪氏族人聚居的村中打聽，族人告訴他，洪秀全起義後，其家族害怕遭到清政府“滅九族，鏟祖墳”的報複，便將墓碑上的洪字改為溫字，所以溫氏祖墳，其實就是洪氏祖墳。
溫香遠聽了十分高興，便在洪氏祖墳的旁邊買下一穴。附近有些山岩凸凹不平，影響美觀，溫香遠叫人把凸出來的山岩鑿平，凹進去的填上泥土，植上草皮，使這塊地看起來美觀完整，頗像一塊“福地”。
溫香遠是做生意出身，知道廣告的作用，他把以前人們流傳下來的描繪芙蓉嶂風水的歌謠，通過各種渠道廣為流傳。歌謠是這樣的：“頭頂芙蓉嶂，腳踏土地壇。右邊覆船崗，左邊鶯峰突，獅象守大門，鯉魚把水口，誰人墓得正，代代出公侯。”溫香遠又通過他的族兄溫泰華，將此事告知陳濟棠。
陳濟棠得知找到真穴，大喜過望，立刻帶著省參議會議長林國佩，以及翁半玄、廖鶴洲等術士，來到芙蓉嶂，反複觀看。翁半玄認為溫香遠所定這一穴，確是“真穴”。他並且煞有介事地說：“洪秀全能稱天王，就是因為他的祖墳風水好，可惜葬得偏了一點，隻能占有半壁江山。要是當初選了這口真穴，必能一統天下，成為中國之主。”陳濟棠喜不自勝，立即掏出三萬元，向溫香遠買下這塊墓地，並撥巨款營建陰宅，將其母的遺骨由防城遷葬於此。翁半玄又建議，到安葬之日，以糯米飯和草鞋墊底，然後安葬骸骨，取“及身而發”之義。陳濟棠對翁言聽計從，果然照他說的去做。
溫香遠利用陳濟棠迷信風水的心理，用人工給山岩化裝，以歌謠作廣告，騙取陳濟棠一筆巨款，其人格與行為，固然可惡。而陳濟棠以上將之尊，競迷信於鬼神之術，被幾個術士玩弄於股掌之間，真是可笑已極。
蔡元培助人解難
1931年，沈尹默任北平大學校長時，曾創辦北平大學附中，經費由北平大學各學院分擔部分，另由教育部撥一部分。但後來教育部不願再撥經費，北平大學內部也有人反對，因而過了一年，學校已難以維持。雪上加霜的是，教育部又下令該校停辦，附中學生送各中學分別就讀。聞訊後，全校嘩然，紛紛反對。大家商量對策，覺得附中再辦下去很難，立即停辦也不行，最好是逐年結束，使在校學生畢業，教師也可徐圖將來。議定，遂公推附中部主任洪炎秋赴南京請願，說明情況。
到了南京，教育部長王世傑不在，次長段錫朋橫眉豎目，口氣強硬，一定要學校停辦。洪炎秋在南京碰了一鼻子灰，沒臉回去，隻得去找當時已賦閑在上海的沈尹默，把事情的經過告訴他，希望他有高招給學校解圍。而沈尹默一介書生，無權無勢，自己也以賣字為生，他叫洪炎秋去找蔡元培。因為沈素知蔡的為人，知道這種事蔡元培一定會管，就寫了一封介紹信叫洪炎秋到豫園路的蔡公館去拜訪。
洪炎秋去拜訪時，適逢蔡元培在家。介紹信一遞進蔡公館，蔡元培就叫家人帶洪炎秋進去。見到蔡元培，洪炎秋就把事情的來龍去脈簡要地敘述了一遍，說北平大學隻想一勞永逸地解決這問題，但附中的二百多名學生、四十多名教師卻無法一下子安頓下來。附中教師和學生都主張逐年解決，使學生畢業。教師有時間各奔前程，且對教育部來說，這並不是件難事，隻是關閉學校的時間推遲了一點而已，希望蔡先生能做主給北平大學附中解決困境。蔡元培聽後說：“你們的要求相當合理，寫信是說不清楚的，我也好久沒去南京了，等王部長回來，我去跟他講一下。你就在上海等候回音好了。”
洪炎秋一聽，真是喜出望外，沒想到蔡元培竟肯親自跑一趟南京為他們說情。過了幾天，報上登載王世傑回南京了。又過了幾天，蔡元培打電話叫洪炎秋去見他。告訴洪炎秋王世傑已同意他的請求，叫他補寫一張呈文，到南京去見王世傑，等著帶回王的批文。就這樣，蔡元培為北平大學附中解決了大難題。
“寫信是說不清的”，就像現在簽合同，靠發短信息是不可靠的一樣。此掌故，可見蔡元培深諳人情事故。
陳布雷“幽默”張道藩
張道藩，字衛之，貴州盤縣人，曾擔任過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海外部長、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等重要職務。
30年代初，他在擔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第二處副主任時，陳布雷恰是該處的主任，這就使得兩人的交往更加頻繁，友情愈加深厚。
由於張道藩曾任教育、交通、內政諸部的常務次長，係英國留學生，學過戲劇，曾翻譯過“密電碼”劇本，並且喜歡從事文藝活動，陳布雷特以聯贈之，聯雲：“教育交通內政，一次二次三次，是何其次也，豈竟萬不得已而求其次；國畫小說戲劇，心長才長藝長，既無不長矣，何妨一塌括子盡其所長。”張道藩得後甚為欣賞，特書於扇麵，以為紀念。
這則掌故中的對聯，“幽默”中飽含讚美，亦諧亦莊。在政界中，相互間以投其所好，是加強友誼的必要點綴。
羅家倫聘請蔣廷黻
1929年，清華學校改為國立清華大學，由羅家倫出任校長。羅家倫頗有在清華一展鴻圖的抱負。首先同意招收女生，而後淘汰一些不宜教書的教授，把原有的舊教授減至18人，增加教學設備器材，大量聘請有真才實學的教師，立誌把清華建成一流大學。
當時蔣廷黻正任教於南開大學，在全國頗有名望。羅家倫有意請他來，遂親赴天津請蔣來清華任教。而蔣廷黻在天津住慣了，不願去北京。羅家倫左勸右請，就是搬不動他。羅家倫見勸說沒用，就索性“耍無賴”地對蔣廷黻說：“先生若不去清華，我就不走了，一直坐在你家。”說完就不響了，坐在蔣廷黻家裏，熬了一夜。蔣廷黻被羅家倫的誠心打動了，遂決定去清華任教。
心高氣傲是大才子的德性，但經不起人家的軟磨功夫。
然而用軟磨的辦法求人，到底是下策。對於一些難辦的事，往往需要抓住關鍵環節或抓住有能力、有影響的關鍵人物，才能打通關節，理順脈絡，把要辦的事情完滿達成。
但是有些時候關鍵人物會因為對你不屑一顧或者因為你人微言輕而不肯賞臉和幫忙，這時候，就有必要借助其他人物和力量來實現自己的目的，智者當借力而行才不失體。
陶希聖遊說胡適
1948年底，翁文灝內閣倒台，由誰接任行政院長成了一個難題。一天清晨，陶希聖還未起床，總統府就來電要他去。
一到總統府，蔣介石就問陶希聖上次去北平時胡適對現政府有什麼評論，陶希聖回答說，胡適有句話要轉告總統，他認為翁文灝不宜作行政院長，對朋友無誠意，對部下刻薄專斷。蔣介石一聽，就要陶希聖馬上去北平請胡適出任行政院長，並說內閣各部長名單由胡擬定，他不加幹涉。
陶希聖回寓所收拾一下行李，便乘飛機奔赴北平。到北平已是晚上10點，陶希聖填飽肚子後就打電話給胡適。胡適一聽是陶希聖，非常吃驚，忙問：“希聖，你怎麼又來了?”陶答道：“我來有事奉告。”胡適是明白人，說：“你來的任務我已經知道了。”陶隨即赴東廠胡同胡公館。
陶希聖說明來意，胡適就連連搖頭，說：“這萬萬做不得，”又說“你看，現在滿地書籍，都沒有收拾，我根本不能動，我一動，學校裏人心就散了。”談到後來，胡適幽默地說：“我可以做總統，但不能做行政院長。”因為開行憲國大時，胡適曾答應蔣介石競選總統。並說道：“這部憲法，既不是總統製，又不是內閣製。我如果做總統，就提名蔣先生為行政院長，造成一部內閣製的憲法。”陶希聖也幽默地回敬說：“你若是做總統，我就謀個小差事，做個總統府的副秘書長。”胡適就說：“那就做正的吧 何必屈就副職呢?”陶希聖忙說：“那不行，正的太忙。”兩人說說笑笑，約定第二天上午再談。
次日上午，胡適去找陶希聖，陶認為他住的北京飯店不保險，容易給記者看見，還是去胡適家談為宜。兩人談論的結果，胡適還是堅持不去南京組閣，但他聲明：“在國家最危難的時候，我一定與蔣先生站在一起。”陶希聖沒辦法，隻得將實情電告蔣介石。
好作帝王師，是文人的通病。胡適有自知之明。
由這則掌故可知，人的內心情感，必然會從其言談神色上顯露出來。胡適無意中顯露出來的情緒，往往成為相機對話的依據。
若是能夠明白以上這些道理，您就不必遊說別人了。
遊說的藝術，不是那種去做投機奉迎、拍馬溜須的小人，但陶希聖為了實現蔣介石的目的而采取一定的策略，否則如果隻憑一腔熱血，往往會落得有始無終乃至被胡適羞辱的下場。
有“斷袖”之癖的曹錕
時任北洋軍第三鎮統製的曹錕，隨東三省總督徐世昌，率領數萬精銳，浩浩蕩蕩開赴東北，駐紮在長春。一日，曹錕去營口招募新兵，風塵仆仆地去澡堂洗澡。在熱氣朦朧之中，曹錕見一少年容貌姣美，皮膚白晰，且體態輕盈，狀如少女。曹錕將這少年喊過來，一問，得知此少年名叫李彥青，山東聊城人氏，在家排行老六，因家境貧寒，隨鄉親到東北“闖關東”，落腳在營口的這家澡堂，為浴客修腳、擦背，辛苦備嚐。
曹錕見李彥青口齒伶俐，機智過人，煞是喜歡。當時就將李彥青迎至營中，據為已有。曹錕本是漁色之徒，在軍中正苦於無獵豔處，如今得了李彥青，如魚得水，共枕共衾，寵幸萬分。從此，曹錕深愛李氏不疑，把軍中官私印信全交李氏執掌。李彥青獲曹氏寵愛，從此扶搖直上，由護兵升為副官、承啟兼為軍需。
1923年，曹錕用賄選手段當上大總統，李彥青也水漲船高地升任總統府收支處長兼北官錢局督辦，並被授以陸軍少將銜，一時朝野為之側目。
李彥青發跡之後，倚仗曹錕的權勢，恃寵弄權，賣官售爵，克扣軍餉，視作尋常之事。由於他大權在握，致使內閣的財政、交通、外交總長們“皆與訂金蘭之契，呼六爺而不呼名”。一天，某要員問曹錕：“彥青做到這樣大的官，總統可另叫一個洗腳、擦背吧?”曹錕則瞪著眼睛，一本正經地說：“那可不行啊 隻有彥青侍候，我才舒服，沒有人能頂替他啊 ”此時，曹大總統與李少將仍相好得猶如一對新婚夫婦。
正因為曹錕離不開他，李彥青才敢狐假虎威，稱王稱霸，大肆貪汙，曹錕則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然而，李彥青也有最怕的人，那就是曹錕的愛將吳佩孚(字子玉)。
有一天，曹錕為一件要事，派李彥青去洛陽會見吳佩孚，吳見到李彥青後，便直截了當地問道：“外間紛紛傳說總統府有四凶，內有孌童派、保定派，他們到底全是甚麼人?小李子你知道嗎?”李彥青忙說：“全是外間造的謠言，不可信也 ”吳佩孚說：“無風不起浪，紙包不住火。我若進京，就要效法古代清君側，定將這幫烏龜王八蛋一概槍斃 ”李彥青不禁打了個冷顫，麵如死灰，十分害怕。
後來，此事不知怎麼被著名的((京報》記者邵飄萍獲悉。邵趕忙寫了一首打油詩，譏諷李彥青。詩日：
屁精何時抱頭竄?元首傳呼洗腳來。
兔子當遭七弟罵，雀牌忙把六爺摧。
傳自盟嫂小阿鳳，且幸同年並小梅。
一見少爺吳子玉，尿流屎出麵如灰。
此詩令李彥青十分尷尬難堪，從此對吳子玉懼怕更深。曹大總統卻還逢人就說：“我外邊是靠著吳子玉保著我當大總統，裏邊是靠著李彥青調護我的健康。我今生得此兩者，可以優遊一世，死而無憾矣 ”
可也就是這兩位“左膀右臂”，使得直係內部矛盾重重，紛爭不已，大有分崩離析之勢。
1924年，曹、張第二次直奉戰爭前夕，馮玉祥率軍開赴熱河，大總統曹錕批準撥給該軍60萬元軍餉和武器，當馮手下大將鹿鍾麟等人前去領餉時，卻被李彥青勒索40萬元。馮玉祥大為惱火，“恨得牙齒咬得格格作響”。後來，馮才得知，被勒索的錢並非李一人所得，身為總統的曹錕也得了。馮玉祥氣得直跺腳：“大總統左右全是這類狐群狗黨，公開地大幹卑鄙齷齪的勾當，而恬不知恥。”
10月底，直奉大戰正酣之時，馮玉祥突然撤回該部，回師北京，發動政變，囚禁曹錕，並下令逮捕李彥青。時李彥青尚在夢中，被拖下床來，用毛氈裹著他的身子，押上人力車帶走，其平時所得贓款45萬元，也全部被沒收充公。
11月29日，曹錕、曹銳兩兄弟正在“楚囚對泣”時，忽然一個軍官走進來，要傳曹銳前往問話。問官叫曹銳把全部財產交出來，曹銳不聲不響。問官叫人從牢裏捉出李彥青，施以鞭打。曹銳嚇得麵無人色，撲通一聲倒在地下。原來，曹銳事先已知凶多吉少，吞下了生鴉片。第二天，協和醫院公布曹銳糖尿病猝發，不治身死。
12月15日，鹿鍾麟下令將李彥青處以死刑。李彥青要求見曹錕一麵，未被允許，在綁赴天橋執行槍決途中大哭不止。當被囚禁的曹錕得知李彥青被殺時，竟至“悲痛不已，幾至昏厥”，因為從此再也無人與其共枕春夢了。
據《漢書佞幸傳》記載：漢哀帝非常寵愛美男子董賢，“出則參乘，入禦左右，貴震朝廷，與上臥起”，哀帝甚至還起心禪位給董賢。一次，白天兩人一起睡覺，哀帝醒了要起床，董賢睡得很熟，身體壓住了哀帝的袖子，哀帝為了不叫醒他，就叫人把衣袖割斷而起。所以後人稱此為“斷袖之癖”，簡稱“斷袖”，用來隱指男色嗜好。
自古以來，不少皇帝和達官貴人皆有“斷袖”之癖，民國大總統的曹錕更多喜好此道，但卻忘記了他這種行為當為新時代不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