桓公說：“這麼說你真的很笨，明明是你的馬，為什麼這樣就讓人搶走呢 ”
第二天，桓公當個笑話講給管仲聽，管仲立刻整衣正容向桓公請罪：“真正愚笨的人是我管夷吾，如果是堯為天子，皋陶掌理刑法，怎麼會發生強奪別人馬匹的事呢 就算發生了，有公允的刑法在，老翁也一定不會給的，那老翁是知道如今齊國的刑訟不公正，不得已才讓別人搶走的，請讓我再努力修政吧 ”
選這則掌故主要是因為有趣，像演義小說、甚至是武俠小說裏常讀到的，市井之中、水澤之畔、或是深山荒島裏常隱居著一些世外高人，閑談笑語之間隨興出手，天大的困難也無不迎刃而解。
其實這則掌故的意思很清晰，並不需要多談什麼。
秦始皇想讓位
秦始皇統一天下後，有一次召集群臣商議：“古時候五帝將位禪讓賢人，夏商周三代卻傳位子孫，到底誰對，我好跟著實施。”
鮑白令之說：“如果將天下看成公有，則禪讓是對的；如果將之當成私產，則傳位子孫是對的。”
秦始皇聽完，仰天長歎：“我的道德當然是越過三代，承自五帝，我要讓天下成為公有，你們看我該禪讓給誰呢?”
鮑白令之說：“陛下您走的是紂的路子，想學五帝禪讓，我看是不可能的。”
秦始皇大怒，命令鮑白令之解釋清楚，否則要以死刑論處。鮑白令之說：“您的樓台高人雲霄，宮殿足有五裏之大，又建造千石重的大鍾、萬石重的鍾架。後宮美女數百人，戲子上千人，又廣建驪山的宮室，一直到雍州連綿不絕，消耗天下的財富和民力來做為自己的享受，這哪裏有一點五帝將天下視為公有的樣子?”
秦始皇沒有話講，於是打消禪讓的計劃。
這則掌是出秦始皇醜的，我們知道，中國的史籍主要是由傳統儒生身份的讀書人寫的，秦始皇一把火燒了經書，又活埋了幾百個儒生，光憑這個，秦始皇就足以和桀紂並列，成了眾惡所歸的皇帝。
但地球是圓的，清末民初以來儒家的行情走低，基於“敵人的敵人就是同誌”的負負得正，秦始皇也開始被翻案，甚至成了雄才偉略的偉大君王。
讀史的人其實沒必要如此情緒化的“各為其主”。“讀書學劍意不平”。這“意不平”原是基於我們的正義感和價值觀，但並不等於仇恨。
田子方窮而驕傲
魏文侯攻打中山不利，逃奔回安邑，田子方落在後頭，路上遇到魏太子擊，太子很恭敬地下車快步向前招呼，田子方卻大剌剌坐在車子上說：“你替我告訴君王，讓他在朝歌等我。”太子有些不高興：“沒想到貧窮的人對人可以這麼無禮。”
田子方說：“當然隻有窮人才能這麼無禮對人，富貴的人怎麼敢呢?你想想看，當君王的這麼對人就注定要亡國了，我還沒看過有這麼笨希望亡國的君王；大夫這麼對人則注定要亡家，我也沒看過笨得準備亡家的大夫；至於窮人，了不起穿上鞋子到別處去，還怕到哪裏會讓你窮不了嗎?”
這則掌故的俗名是“我赤腳還怕你穿鞋的”，學名則是“除了腳鐐手銬，沒什麼可以損失的了”。田子方和魏文侯的關係很有趣，文侯以對老師的禮法待田子方，田子方也積極的推薦很多人才給文侯，但說是國策顧問，偏偏又沒有頭銜和薪水，說是在野的社會賢達，卻參予最高的決策，而且更不是反對力量的立場。這樣的關係，很難用我們近代的政治經驗來理解。
當然，田子方的方式即使在中國曆史上也算比較特殊的，“王者之師”這個行業，一般說來是支薪的，而且顯然常是全國最高薪的公務員那一層級的，如管仲、百裏奚、張良、王猛、崔浩等，沒人如田子方自始至終堅持他的江湖身份。
不拿薪水是不是比較高貴也比較自由呢?自由，大概是吧；高貴，那就不一定了。
孝子與忠臣
西漢時王陽為益州刺史，一次外出辦事，當車行至邛崍九折阪時，道路崎嶇險峻，時有野獸出沒。王陽說：“肌體發膚是父母留下的，不加愛惜，即為不孝。怎麼能走這樣危險的道路呢?”於是驅車而返。後來，王尊接任益州刺史，也是外出辦事，行至邛崍九折阪時，問駕車人說：“這不是王陽所畏懼的那段險路嗎?”駕車人告訴他說：“對，這裏便是有名的九折阪。”王尊說：“為朝廷辦事，怎能怕路途艱險呢 ”於是，命駕車人驅車J陝走。因此，世人嘲諷王陽為“孝子”，讚頌王尊為忠臣。孝子有道，忠臣也有道，無道，不足為孝，無道也不足為忠。
吾貌雖瘦，天下必肥
唐朝大臣韓休，長安(今陝西西安)人。玄宗時曆官虢州刺史、工部侍郎知製誥、尚書右丞、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在相位期間，以敢言直諫著稱。玄宗喜聲色遊樂，每有宴會、娛樂、遊玩、打獵等事，一想到韓休就有所顧忌。一次，正欲去遊玩，玄宗問身邊的人說：“韓休知道否?”話音未落，韓休勸諫的奏折就呈上來了。一日玄宗臨鏡自照，默默不悅。身邊的人說：“韓休為相，陛下比從前瘦多了，為什麼不將他罷免了?”玄宗回答說：“吾貌雖瘦，天下必肥。韓休力爭，吾寢乃安。”
玄宗尚不愧為一代明主，但終因沉溺於聲色享樂，而導致“安史之亂”，使大唐帝國走向下坡路。
齊桓公的天
齊桓公問管仲：“君王必須敬重的是什麼?”
管仲說：“天”。
桓公抬頭向天空看，管仲說：“這個‘天’並不是指頭頂上的天空，君王必須敬重的‘天’指的是老百姓，百姓肯同意他，國家自然安定，百姓肯幫助他，國家自然強盛；如果百姓認為他不好，國家就很危險，如果百姓背棄他國家就會滅亡。”
乍看這則掌故，會覺得管仲很無聊，直接回答要敬重百姓不就結了，幹嘛先打個啞謎再繞回來。
然而以“天”來替代“百姓”，倒不是管仲的個人行為，比方說，《尚書》裏有：“天聽到的就是百姓所聽到的，天看到的就是百姓所看到的。”管仲把“王者貴天”和“天=百姓”這兩者串聯起來，可能是希望能增加一些宗教性的、超自然的力量來勸桓公得敬重老百姓。
想當然耳
有一年，曹操以天子之名討袁紹。經過幾番血戰，魏軍終於攻下鄴城。兵將們衝進城裏，殺戮袁軍，袁府中的婦女小孩也多被劫掠。袁紹的妻子甄氏是一個絕色的美人兒，曹操兒子曹丕早就垂涎了，這次就趁亂搶到手，偷偷地納為自己的妾房。
孔融聽說了這件事，就上書給曹操，講了一個故事，說當年周武王討伐商紂，曾經把商紂王的愛妃妲己送給周公旦做妾。他想以此來挖苦曹操。
曹操聽了不解其意。過了一會兒，曹操問孔融剛才那個典故出於什麼經典，孔融回答說：“用現在的事情來推測，想當然是有的吧。”
“想當然耳”這句成語就源於這則掌故，它意味著毫無事實根據，僅憑個人想像、臆測，輕率下判斷。這顯然是一種主觀的想法。用這種方法來捧人，一定是瞎吹；用來整人，就叫做“莫須有”；用來治事，必然是瞎指揮。總之，“想當然耳”與注重方法、實事求是的科學精神，是絕不相容的，至於故事中的孔融，他虛構武王以妲己贈周公的典故，是用來挖苦曹操容許兒子私納甄氏一事，這倒不屬於主觀，而是一種幽默諷刺，跟後人對這句話意義的引申，應當區別開來。
過去的封建社會是很講究避諱的，為王者諱，為賢者諱，為親者諱，忌諱的東西五花八門，無奇不有，就連阿Q也忌諱別人說到他頭上的癩疤。
為了滿足忌諱者的喜好，就必然會歪曲事實，掩蓋真相，或是栽花不栽刺，或是報喜不報憂，於是吹牛拍馬，欺上壓下歪風便在這下麵滋生起來。我們所熟知的清代文字獄的慘酷，其冤案之多，就往往因犯諱引起。
我們如要求實事求是地反映客觀現實，就必須同這種惡劣作風作堅決地抗爭。
以手書空
東晉大臣殷浩，字淵源，一字深源，陳郡長平(今河南西華東北)人。善玄言清談，被當世同好者比為管仲、諸葛亮。簡文帝引為心腹，與桓溫相抗衡。官至建武將軍、揚州刺史。後趙石虎死，受命為中軍將軍，都督揚、豫、徐、兗、青五州軍事，率軍北伐，但作戰不利，為桓溫所攻擊。後解職為庶人，抑鬱而死。殷浩被免職後，在家中整日仰臥床上，以手書空。人們誰也不明白他在空中寫些什麼。後來他的家人仔細觀察，根據他的手勢判斷，原來他反複書寫的隻是“咄咄怪事”四個字。後來，桓溫召見他，他以為複官有望，很高興，便給桓溫寫了一封信表示感謝。他擔心信中有什麼錯話，便拆開封上、封上又拆開，如此反複數次，‘結果送去的竟然是一封空信。桓溫很生氣，從此斷絕了與殷浩的來往。
殷浩曾身居高位，自恃才高，為世人所矚目。被免官後，終日以手書空，表現了他極度鬱悶的心情，給人留下極深的印象。
秦宓論天
三國時蜀國大臣秦宓，字子勒，廣漢綿竹(今四川德陽北)人。少有才學，州郡屢次召用，皆稱病不就。劉備定益州時，廣漢太守夏侯纂請為師友祭酒，領五官掾，他稱病臥床。後改任從事祭酒，乃就職。建興二年(224)，丞相諸葛亮領益州牧，他為別駕，任左中郎將、長水校尉，遷大司農。一次，東吳使臣張溫，久聞秦宓有辯才，故意提問刁難。張溫問他：“天有頭嗎?”秦宓回答說：“有。豈不聞詩中有‘乃眷西顧’之句?”張溫又問：“天有耳嗎?”秦宓回答：“有。豈不聞‘鶴鳴於九皋，聲聞於天’?”張溫再問：“天有足嗎?”秦宓回答：“有。豈不聞詩中有‘天步艱難’之句?哩張溫最後問：“天有姓嗎?”秦宓回答說：“姓劉 ”張溫說：“何以姓劉?”秦宓從容答道：“當今天子姓劉，這不是很明白的事情嗎?”張溫大為敬服。
秦宓善辯，來自於他知識的淵博和才思的敏捷，既表現了他個人的才能，也大長了蜀國的國威。
拜與不拜
三國魏書法家、教育家鍾繇，字元常，潁川長社(今河南長葛東)人。教授門徒千餘人。為曹操經營關中，招集流散之民，使生產逐漸恢複。官至太傅，為文帝、明帝所重。其書法與東晉王羲之並稱“鍾王”。一次，鍾繇晝寢，尚未睡熟之際，發現他的兩個兒子鍾毓、鍾會偷著喝他的藥酒。隻見鍾毓拜而後飲，而鍾會則飲而不拜。後來，鍾繇問鍾毓與鍾會，為什麼一個拜一個不拜?鍾毓說：“酒以成禮，不敢不拜。”鍾會說：“偷本非禮，所以不拜。”鍾毓，字稚叔，機敏談笑有父風。累官都督徐州、荊州諸軍事。鍾會，字士季，官至司徒，是司馬昭的主要謀士。
同樣是喝酒，一個拜，一個不拜，而且各自都言之成理。鍾會的不拜，透出了他性格的奸狡。後來他雖然為魏國立有大功，但終因謀叛而被殺。
華歆與王朗逃難
三國魏初名臣華歆，字子魚，平原高唐(今山東禹城西南)人。因品德高尚而名聞當世。漢末為豫章太守，歸孫權後被待為上賓，時稱“華獨坐”。曹操征為議郎，後代荀或為尚書令。魏建，曆官司徒、太尉，極受寵信，前後賞賜，諸吏莫及。然淡於財利，受賜財物悉贈親友，奴婢則皆放為良。家業清貧，內無餘財。一次，他與王朗乘船逃難，有一人因被賊人追趕請求搭船。華歆麵露難色，不想讓他搭乘。王朗說：“船上還有空餘之處，讓他上來吧 ”於是那個人上了船。不久賊人趕到，要捉拿搭船人，王朗便欲交出此人。華歆說：“當初我不想讓他上船，就是怕受到牽累。既然你已經讓他上船了，更不該在危難之時拋棄他。”於是相攜乘船逃離而去。華歆與王朗，形成鮮明對比，更看出華歆的君子之風和王朗的小人之心。
誰是佞人
唐太宗在後花園裏散步。他走到一棵綠葉扶疏、亭亭玉立的樹前，仔細地觀賞了半天，不禁歎道：“啊呀，這真是一棵嘉美的樹木 ”話音還沒落，隻聽見侍從中有一個人也隨聲附合，連連讚美這棵樹。
太宗回頭一看，原來是宇文士及，便正顏厲色地說：“怪不得魏征常常勸我遠離諂媚的小人，以前我還不明白誰是小人，現在算知道了。”
宇文士及連忙叩頭說：“文武百官知道陛下從善如流，紛紛麵奏廷諫，常常在大殿之上掃陛下的麵子，使陛下幹什麼事都不能隨心所欲。今天小臣不順從您的心意，您就是貴為天子，又有什麼意思呢?”
唐太宗聽罷，轉怒為喜。
唐太宗是封建帝王中最開明的一個，主要表現在他能納諫，“能受盡言”，確有眼光遠大之處。他的名言是：“以銅為鑒，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鑒，可以知興替。”可見他很重視曆史經驗。他更“恐人不言，導之使諫”，深深地懂得了聽取反麵意見的重要。但作為封建帝王，就在聽言納諫這方麵，也是有他的局限性的。宇文士及的一番巧言麵諛，也終於使他由“正色”而轉為“意解”，不就是明證嗎?看來，主觀上想辦好事，但沒有堅實的思想基礎或不從根本上解決實質問題，還是不能貫徹到底的。
隱者楊樸
宋真宗聽說隱者楊樸的詩寫得好，便派人將他請來，想一試他的詩才，以便留在朝中做官。楊樸來後說，自己從來不會作詩。真宗問他：“那麼你這次到朝廷來，有人作詩送你嗎?”楊樸說：“隻有臣的妻子作了一首詩送我。”真宗想，連他的老婆都會寫詩，他說他不會寫詩，一定是在我麵前故作謙恭。便很感興趣地問：“你將你妻子送你的詩讀給我聽聽。”
於是，楊樸念道：
更休落魄耽杯酒，且莫猖狂愛詠詩。
今日捉將宮裏去，這回斷送老頭皮。
宋真宗聽後大笑，隻好將楊樸打發回家了。
楊樸未必真的不會作詩，隻不過假托妻子之名，編了這首打油詩來搪塞真宗皇帝罷了。楊樸可謂“真隱”。他委婉曲折、不敢直言，這是因為此時的宋政府安定。
我怎麼不敢來呢
北朝的石虎以殘暴敢殺著名，有一回他征召一個他父親石勒屢召不至的著名隱士王季子，沒想到這一次隱士卻隨傳隨到，石虎很得意、也很驚訝地問：“為什麼我父親召你多次，你都相應不理，我一叫你就來了呢?”王季子說：“你父親是個知道敬重人的君子，我依照自己的心意不來，不會得罪他；你就不同了，我要是不理，可能明天腦袋就搬家了，你說我怎麼敢不來呢?”
石虎聞言，心下不快，但又不便發怒，心想：就算留下人來，心卻留不下來，也是枉費勁，不如圖個親善隱士的名譽吧。於是放王季子歸山。古代的所謂“隱者”，大體可分為兩類：一是以“隱者”為名，更巧妙地去沽名釣譽；一是遁跡山林，終生不仕。
王季子未必真想見，但礙於石虎的淫威，不得不見。但見了也沒什麼好話對石虎說，竟動起真格的。但這個“真格”的話，卻說得直率。
王季子的直率，實則出於膽識，越是直率，越是能化敵為友，但要看在是什麼時期。王季子見石虎，是因為政權剛剛建立，需要穩定，籠絡人心，此時，誰都不想選擇敵手。
北國一天一地一聖人
1772年，乾隆皇帝為安排誰來主持編纂《四庫全書》而犯愁。大學士劉統勳向他推薦了遠在新疆的紀曉嵐。於是，乾隆連下三道聖旨，召紀曉嵐到京。
第二天上朝，乾隆叫過紀曉嵐說：“紀愛卿，朕欲與你戲對一聯，不知你這幾年在新疆這聯對功夫是否有長進?”
紀曉嵐明白皇上又在找借口考他，便說：“臣遵旨。”
“好 朕說‘兩碟豆’。”乾隆開口了。
“我說‘一甌油’。”紀曉嵐緊緊跟上。
“朕說‘林間兩蝶鬥’。”乾隆利用諧音偷換了概念。
“我說‘水上一鷗遊’。”紀曉嵐如法炮製。
“人雲‘江南多山多水多才子?”乾隆又拋出一個話題。
紀曉嵐立即識破乾隆的企圖，略一思索，接口便說：“我說‘北國一天一地一聖人。”
乾隆一聽，嗬嗬大笑，立即授予紀曉嵐《四庫全書》總纂官。紀曉嵐雖無點金之術，卻有應變之術。能應變，是立穩腳根的根本。如有兩句成語，一是“見風使舵”，二是“識時務者為俊傑”。二者雖詞性不同，但實質一樣，說的都是隨機應變的智慧。
片語解紛
清末陳樹屏有急智的快才，善於用幾句話解開人們的糾紛，人稱他“片語解紛”。
有一年，他任江夏知縣，著名大臣張之洞在湖北做督撫。張之洞與撫軍譚繼詢關係不大合得來。
有一天，陳樹屏在黃鶴樓宴請張、譚等人。座客裏有個人談到江麵寬窄問題。譚繼詢說是五裏三分，張之洞就故意說是七裏三分，雙方爭執不下，誰也不肯丟自己麵子。
陳樹屏知道他們明明是借題發揮，是狗扯羊皮，說不清楚的。他心裏對兩個人這樣鬧很不滿，也很看不起，但是又怕使宴會煞風景，掃了眾人興，於是靈機一動，從容不迫地拱拱手，言詞謙恭地說：“江麵水漲就寬到七裏三分，而落潮時便是五裏三分。張督撫是指漲潮而言，而撫軍大人是指落潮而言。兩位大人都沒說錯，這有何可懷疑的呢?”
張、譚二人本來都是信口胡說，聽了陳樹屏的這個有趣的圓場，自然無話可說了，於是眾人一起拍掌大笑。一場無謂的“爭辯”也就不了了之。
我們要像陳樹屏那樣，不做孰優孰劣的比較，隻強調差異性，對各方的價值都給以肯定，並拿出各方都能接受的方案，可以打破僵局。
在社會交際活動中，由於交際雙方彼此缺乏了解以及種種突發事件的存在，往往會導致衝突、爭執或僵持場麵。這個時候如果沒有人衝出來打打圓場，那麼就很可能輕則陷入尷尬，引起一方或雙方的不快，幹擾雙方溝通交往的正常推進；重則甚至影響到彼此的關係和友情，把本要合作解決的事情搞砸。由此可見，在交際中把握對方的心理，審時度勢，然後憑借恰到好處的交際口才來化解爭執與僵局，這確實是一種值得重視的能力。
袁世凱的兩次誓詞
1912年，當袁世凱就任臨時大總統時，他用濃重的河南地方音調口念誓詞，效忠民國，但當時以記者身份在場的梁漱溟細心地發現，袁世凱對如此莊重的就職典禮其實壓根不重視，“既不蓄須，亦不修麵，著軍人舊服裝，殊欠整潔，顯然蔑視此一重大典禮。”相比之下，其他到場的政府各部總長都穿著西式大禮服。
在這些細節之外，因為當時北京正在兵變之後，數十步之內，行人斷絕，各省派出的代表也是寥寥無幾，時在現場的著名記者黃遠生“仰窺袁總統之豐采，頗有蕭瑟秋氣”。
不過一年以後，到了1913年10月10日，袁世凱宣誓就任正式大總統時，已非當初“光景甚為寂寥”可比，其時宋教仁已被暗殺，孫中山、黃興等民國元勳重新踏上了流亡之途。袁世凱心情的愉快可想而知，黃遠生現場看到的袁世凱是“精神甚矍鑠，音吐甚朗，軍服燦然”。
那天在場的國會議員韓玉辰清晰地記得，袁世凱竟然不是到國會去宣誓就職，不是在居仁堂布置儀式，而是安然坐在太和殿的禦座上舉行就職典禮。他念誓詞也很不嚴肅。本來規定的誓詞為：“餘誓以至誠執行大總統之職務，謹誓。”當時離袁的位置很近的韓玉辰傾耳靜聽，——“袁先高聲讀‘餘’，繼讀‘誓以至誠’，其聲微弱門不可辨，又高聲讀‘執行大總統之職務’，洪亮有力，讀‘謹誓’二字，聲複低沉。”人的精神、氣質、談吐，莫不因人而異、因時而異，因勢而異。袁世凱在不同場合有不同的表現，可見此人當真是“絕代梟雄”。這種人，你很難對付，隻有被其玩弄的份兒。
爭奪大元帥之位
1925年3月12日，孫中山病逝於北京。廣州的大元帥府中一時群龍無首，確定大元帥繼承人的問題被提上了議事日程。於是，革命陣營裏展開了一場激烈的較量，你爭我奪，互不相讓，誰都不服誰。
胡漢民在孫中山北上後被孫中山指定為代理大元帥，資格也最老，似乎繼承大元帥順理成章。但是他一向自以為是，人緣很不好，同共產黨人從不打交道，同國民黨左派和元老派的代表廖仲愷也是貌合神離，與軍界實力派蔣介石及各軍將領更是難以融洽，可謂我行我素，獨來獨往。在大本營中，隻有黃昌穀常在人前人後稱他為“代帥”。許崇智是粵軍總司令，也是國民黨的中央委員，但他本是個公子哥兒，實力與威望都夠不上繼承孫中山的地位。廖仲愷倒是執行國共聯合政策的主要人物，但他偏偏是文人的本質，壓根兒沒有繼承孫中山地位的想法。其他如汪精衛、蔣介石雖然也在覬覦大元帥這個寶座，但資望不夠，尤其是蔣介石，是個不折不扣的晚輩，連個中央委員都不是。至於滇軍總司令楊希閔、桂軍總司令劉震寰、湘軍總司令譚延閩等，都不夠資格繼承大元帥之位。孫中山在世時，很多人忽視他的重要與偉大；孫中山過世了，在革命政府範圍內竟找不出一個合適的繼承人。這時，人們才認識到，孫中山在中國革命事業上有多麼重要。
這時，西南軍閥唐繼堯打著“副元帥”的旗號，要求“扶正”為大元帥。原來，孫中山在1923年再度到廣州組織護法討賊軍大元帥府時，為了利用西南軍閥，借以壯大聲勢，曾推定唐繼堯為副元帥，唐繼堯遮遮掩掩，沒有公開接受。1924年孫中山改組國民黨，實行“三大政策”時，唐繼堯極力反對。孫中山逝世前後，在廣東的各軍將領除黨軍外，都有點動搖。劉震寰回廣西時，曾親自到雲南與唐繼堯有所勾結。孫中山逝世後，唐繼堯野心頓起，派孔庚為代表到廣東遊說，要以副元帥身份繼承孫中山為革命政府的大元帥。孔庚初到廣州時，劉震寰以貴賓相待，出入護從甚眾。
孔庚在廣州住了幾個月，出入於府前宮後，廁身於達官貴人之間，可是卻不得要領。後來他想到蔣介石與自己是日本士官學校前後同學的關係，遂專程到東江去找蔣介石。蔣介石此時正率“三千黃埔子弟兵”東征叛將陳炯明。孔庚向蔣遊說西南團結的重要，說唐繼堯如何虛心，希望同廣東方麵的同誌共圖大舉。哪知蔣介石開宗明義地對孔庚說：唐繼堯是一個聯省自治的倡導者，他是我們的敵人、陳炯明的朋友，別說他並未就任護法討賊軍副元帥，即使真是孫大元帥副手的話，他已經反對孫大元帥的革命方針，還有甚麼理由、甚麼條件同我們談團結呢?好在你此次南來是光杆一個，一無所有，我們這裏還要用人，你如果願意同唐繼堯斷絕關係，可以在我們這裏工作，我隻能以老同學、老同誌的關係接待你；如果你還要作為唐繼堯代表的身份，這裏就沒有你的立足之地了。
孔庚心想回去是不可能的了，鑒於形勢不妙，就隻好答應跟著蔣介石走，帶著一個國民黨右派分子雷大同當秘書，到黃埔軍校供職，雙雙投入蔣介石的懷抱。可是好景不長，胡漢民生怕孔庚拉著蔣介石倒向唐繼堯，這樣自己當大元帥的希望就會落空。孔庚猶如紮在胡漢民身上的一顆釘子，必欲去之而後快。恰巧此時，楊希閔、劉震寰在廣州發動叛亂，胡漢民以孔庚與劉震寰關係曖昧為由，向蔣介石參了一本。蔣介石生怕惹火燒身，在回師平叛之前，即電令黃埔軍校教育長胡謙將孔庚、雷大同監禁起來。楊、劉叛亂平息後，蔣介石念及同學舊情，把孔庚釋放出來，並送給他300元路費、一張船票，算是很客氣地把他驅逐出境。
唐繼堯偷雞不著，反倒蝕了一把米，他妄想繼承孫中山做大元帥的希望，終究化為泡影。
戴笠報胡宗南知遇之恩
戴笠，字雨農，浙江江山人，黃埔軍校六期畢業。胡宗南在劉峙部任團長時，戴任中尉副官，跟隨胡左右，胡獨具慧眼，認為他機警靈活，有“異才”，乃推薦給蔣介石。戴初在黃埔同學會擔任畢業生調查登記工作，由此四方籠絡，展露頭角，為蔣介石所賞識。後青雲直上，負責主持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軍統)。戴笠因胡的推薦而得蔣介石的賞識重用，自然對胡感激涕零，凡力之所及，在各方麵替胡幫忙。那時國民政府的大小將領，提起軍統和戴笠，無不談虎色變，即使是中央嫡係、黃埔同學，亦要討好戴笠，不然戴笠向蔣介石來個“小報告”就吃不消。唯獨對胡宗南，自戴笠以下，所有軍統分子都尊稱為“胡先生”，一如胡的部下，到處為胡宣揚吹噓，替胡造成有利聲勢。戴笠在蔣介石麵前對胡也是隱惡揚善，說盡好話，使胡的地位更鞏固，而戴自身亦愈得蔣的信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