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霸道：君子理想與小人行徑
張居正作為一代偉人，有一些見解還是符合民意的，例如，他認為地方動亂的原因，往往是一些不良官吏行為的不當。但他考察官吏政績的時候，實際上重視的仍是鎮壓是否得力，這種公然鼓勵施暴的政策會帶來什麼樣的影響，可想而知。毫無疑問，有些小股起義乃是弱勢群體對強權壓迫的反抗，比如前麵徽州織絲機工的抗稅，帶有明顯的正義性，但在張居正看來，不論起因如何，隻要冒犯朝廷權威、動搖朝廷政策的一概殺無赦。以暴力徹底摧毀任何已經發生的，或者有可能發生的反抗，鞏固明王朝的統治才是他最終的目的。從這一點我們可以看出，無論我們說張居正是明相也好，是暴徒也罷，他所有政策的出發點，無不是為了鞏固明朝的江山，不管行事風格怎樣受人非議，目的卻始終隻有一個。但非常諷刺的是，在他死後親自下令抄他家、流放他子孫的，正是他生前不惜一切所要效忠的明朝皇帝。
《明史》是這樣評論張居正的：“居正為人，頎麵秀眉目，須長至腹。勇敢任事，豪傑自許。然沉深有城府，莫能測也。”身體挺拔，長須飄飄，敢作敢為，思想深邃，城府極深，英武而又傲氣，使人可望而不可即。這就是曆史上的張居正，他的複雜和多麵是明代最令人欷炆和感慨的一道風景。
張居正的鐵腕政策，對於因循守舊的明朝官場來說，不失為是一場大地震，也使得張居正落下了“霸道”的名聲。黃仁宇先生所著的《萬曆十五年》一書的末尾，對明朝的官場政治有這樣的評價：“當一個人口眾多的國家，各人行動全憑儒家簡單粗淺而又無法固定的原則所限製，而法律又缺乏創造性，則其社會發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製。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補助技術之不及……在這個時候，皇帝的勵精圖治或者宴安耽樂，首輔的獨裁或者調和，高級將領的富於創造或者習於苟安，文官的廉潔奉公或者貪汙舞弊，思想家的極端進步或者絕對保守，最後的結果，都是無分善惡，統統不能在事業上取得有意義的發展，有的身敗，有的名裂，還有的人則身敗而兼名裂。”
也許我們可以通過黃仁宇先生的這段話了解到張居正當時所處的那個曆史環境。處在一個限製重重的環境之中，盡管他想努力作出突破，但也免不了一身的是非。他被戴上了權臣的帽子，但他之所以成為權臣，也正是當時社會體製有缺陷的折射：明太祖時期廢除了丞相，內閣大學士僅僅是皇帝的顧問，並無決策和任免的權力。而張居正為了貫徹自己的主張，以書牘的形式來督導政策的實行，左右朝臣的諫言，實際上是想以自己為中心，形成一個特殊的行政機構，來彌補國家行政體製的缺陷。很顯然，這種方法的好處，就是帶來了國家的興盛，其弊病就是使張居正落下了攬權越矩的罪名。
也許從張居正的遭遇我們可以看得出，在封建社會中，所謂的對君子和小人的劃分，永遠是建立在對權力掌握的基礎之上的，當權者需要，可以把你塑造成為君子，一旦出現功高蓋主的情況，君子也可能一夜之間變成小人。
最典型的例子莫過於張居正的一係列改革政策，張居正在世時由於實行了諸如“一條鞭法”、“考成法”等重要改革措施而被譽為“宰相之傑”，風頭無人能及，甚至被作為品德高尚的楷模而廣為稱頌。為提高行政效率而創立的“考成法”，其法良善，但卻引來文官集團側目，而且“考成法”還成為張居正破壞族治的一項重要罪名。結果，在張居正死後屍骨未寒之時，皇帝對他的評價就來了個180度的大轉彎。比如在由張誠等主持的抄家中，皇帝翻臉不認人的冷酷無情可謂發揮到了極致：他們還沒有趕到江陵，就命令地方官登錄張府人口，封閉房門，一些老弱婦孺來不及退出，門就被封閉，餓死十餘人。查抄家產更是錙銖必較，共計抄出黃金2400兩，白銀107700兩，金器3710兩，銀器5200兩，金首飾900兩，銀首飾10000兩等。這與他們原先的估計相去甚遠。於是丘便對張家上下大加拷問，窮迫硬索。
張居正的二子張懋修經不起拷問，屈打成招。長子張敬修（原任禮部主事）實在受不了如此折磨而自縊身亡。張敬修臨終前留下一紙絕命書，真實地記錄了張府遭受抄家浩劫的慘狀，其中有這樣的語句：“丘侍郎，任巡按，活閻王！你也有父母妻子之念，奉天命而來，如得其情，則哀矜勿喜可也，何忍陷人如此酷烈……”張居正及其家人從萬人景仰到被視如草芥，就在一夜之間，這樣的巨大變化，讀起來讓人感慨不已。
繞不開的曆史 繞不開的曾國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