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教子方麵，唐太宗也有自己一套獨特的方法。貞觀二十二年（公元648年）正月，唐太宗將他自己撰寫的《帝範》十二篇賜給太子李治，並諄諄告誡他：“你應當以古代的聖哲賢王為師，像我這樣，是絕對不能效法的。因為如果取法於上，隻能僅得其中，要是取法於中，就隻能僅得其下了。我自從登極以來，所犯過失是很多的：錦繡珠玉不絕於前，宮室台榭屢有興作，犬馬鷹隼無遠不致，行遊四方供頓煩勞。所有這些，都是我所犯的最大過失，千萬不要把我當做榜樣去效法。”
唐太宗能做到任用賢能、從善如流、聞過即改、視民如子、不分華夷。正因為如此，後世在評價其功績時，往往忽略其不光彩的弑兄殺弟、逼父退位的開端，著力歌頌其開創的“貞觀之治”。把他塑造成為中國人千百年來稱頌的好皇帝。
輿論資源的平衡利用
在中國的封建曆史上，輿論和民意經常被當做是爭奪權力的工具，利用的好，可以成為登王稱帝的墊腳石，利用不當，也會變成踏入地獄的催化劑，如何根據時勢掌握輿論資源的平衡使用，是一門高超複雜的技術。
被醜化的董卓
在曆史上，董卓除了作為一個殘暴者出現之外，就是為貂蟬的曆史故事添磚加瓦。關於董卓，我們很難找到正麵的曆史評價，曆史上的董卓是不是真像《三國演義》裏所描述的那樣愚蠢殘暴呢？談董卓之前讓我們先簡單了解一下涼州這個地方。
漢朝的涼州地處西北邊陲，土地貧瘠，並長期與遊牧民族交戰。涼州人以射獵為業，居無定所，過著刀口舐血的生活。涼州的地理環境加上東漢末年的動亂，孕育了一批軍事人才，董卓就是其中的傑出代表。
◎ 董卓的“發跡”道路
董卓當上羽林郎後不久，在洛陽受到中郎將張奐的推薦，回到涼州，以軍司馬的職位參加了對羌族的戰爭。董卓與司馬尹端並擊羌軍，大破之，擊斃羌族首領，斬首萬餘人。戰爭結束後，董卓“拜郎中，賜縑九千匹”。董卓說，自己雖有指揮之功，但作戰還是要依靠士卒，於是，董卓把這九千匹縑全部分給了吏卒。這段史實說明董卓不但善戰，而且具備做統帥的風度。此後董卓“數討羌胡，前後百餘戰”。這其間，董卓曾討黃巾軍失敗，被免官。但董卓善於鑽營，賄賂十常侍，當涼州戰事再起時，董卓又被起用。東漢政府為了鞏固西北邊防，需要董卓這樣的人。董卓的存在確實鞏固了涼州的防務，但由於董卓長期在涼州作戰，其在涼州的實力和聲望已超過了東漢政府，於是逐漸不受東漢政府節製。
董卓手握重兵，東漢政府當然對其不放心，先後兩次要董卓到洛陽來任職，借以奪其兵權。董卓擁兵自重，挾羌胡以威脅東漢政府，拒不來京，更不交出軍隊。在這種形勢下，東漢政府想讓皇甫嵩以武力解決掉董卓，董卓屯兵河東郡以觀察東漢政府的動靜。東漢政府終於還是不敢發難，可見董卓當時的軍事實力已頗為強大。
公元189年，大將軍何進為誅宦官召董卓進京。為什麼大將軍何進要召西涼軍閥董卓進京？想要說清楚這個問題，我們得先談談東漢末年的政治格局。
東漢政治格局有一個特點，就是地方豪強的勢力很大。因為輔佐劉秀奪得天下的大都是豪強，奪取天下後他們的勢力得到了鞏固和加強。劉秀作為開國皇帝想丈量全國的土地，但因為地方豪強的反對而作罷，可見地方勢力之強。到了東漢後期，中央政權衰落而地方勢力日益加強，中央政府漸漸喪失了對地方的控製權。東漢的官員從地方名士中選出，名士代表的是地方豪強勢力，所以皇帝也基本上被官僚給架空了。皇帝為了維護中央政權、壓製官僚集團而起用宦官。東漢末年的“黨錮之禍”表麵上是名士與宦官的爭鬥，實際是中央政府與地方豪強的爭鬥。
大將軍何進是外戚，自然是站在皇帝一邊的，他拉攏名士，誅殺宦官希望能維持東漢政府。他還希望能得到西涼軍閥董卓和並州軍閥丁原的支持，於是召其進京。董卓還未到洛陽時，洛陽已發生變亂，何進被宦官所殺，宦官被以袁紹為代表的名士所消滅。到此為止，皇帝在這場混亂的權力鬥爭中已經徹底失敗，失去了所有可以依靠的力量。可以說東漢政權已經滅亡了。說東漢因為董卓的存在而滅亡是有點兒過於牽強的。因為在董卓控製東漢政權時，東漢政府實際上已經倒台了，即使沒有董卓，也會有其他的地方豪強來扮演董卓的這個角色。所以，說是董卓滅了東漢政府，實在是有點兒栽贓陷害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