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義文學的興起
在本世紀60年代西方興起的女性主義研究有一個十分重要也十分有價值的論點，即幾千年的曆史（History），實質上隻寫了“半邊天”的曆史。隻寫了男人（His）的曆史。這一論點大大激發了知識界女性構建女性文化的雄心，她們重新用女性的眼睛解釋世界和解構曆史。於是，一場涉及到人類學、社會學、曆史學、心理學、文學、醫學等各個門類學科的女性主義研究開始了。在它的影響下，在文學理論上出現了女性主義等等的所謂後現代主義思潮和文學批評。他們甚至預言後現代主義時代是一個鏟除男權文化一統天下的時代。
在預言“一個新的夏娃即將誕生”，重建女性文化的思潮鼓舞之下出現婦女寫作熱，她們看重自己的個人經曆，激情和婦女獨特的創造力，用她們的作品竭力表現了對戰爭、對母愛、對愛情這一類在男權文化中一貫被謳歌的被神聖化的形象的一種反叛，她們以挑戰者的姿態對文學史和曆史上的種種神聖的偶像提出質疑和嘲諷。從純粹女性視角出發，她們對戰爭的切入點不再關注正義非正義的問題，誰勝誰負的問題，而是在戰場這一特殊情境中人類生存與死亡的問題。在這裏，“死亡簡單得就像每一次呼吸”（［美］普拉斯《灰鼴鼠》）
她們寫情感，婚戀，家庭和生育等經曆，卻再不是被男權文化中心籠罩之下的女詩人的所謂“閨怨”所謂“閑愁”。因為她們不再乞求愛情，更不去忸怩作態向異性獻媚。說它是情詩，隻因為它坦誠地描述出自己辛酸和失敗的情感經曆，對眷念者的依戀和失戀；她們把這種情感的描述當成自我拯救自我解脫自我認同的過程。
我們的身體就是語言。用我們的身體來說話。這種提法最早的起源是美國婦女運動提出來的，當時美國婦女強烈要求婦女能夠到醫院從事婦科醫生的職業，因為在此之前，婦女不能看見自己的身體。當時的婦女運動小組自動組織起來，教會婦女們一些醫學常識，使她們之間自己來檢查自己的身體。
“我看見了我自己。”女性用自己的眼光認識自己的身體，“讓我們的身體被人聽見”。這是西方女權運動的一個重要方麵。美國婦女曾經發出“我們的身體，我們自己”的宣言，她們提出婦女拋棄男性權威，掌握自己身體主權的意願，她們反對“生理決定命運”的男權文化。基於這個出發點，她們對傳統文化表示懷疑，而對個人體驗表示極大的肯定。“個人的就是政治的”成為婦女寫作熱的直接動力。
我們可以稍稍回顧一下文學史上男作家筆下的對女性作為“情人”的心理描寫，這一類形象往往把女主角寫成“寸寸柔腸，盈盈粉淚”，寫她們對男性的依戀甚至以身殉情。女權主義的作品往往有著截然不同的視角。德國女作家赫·柯尼希多夫的《博萊羅舞曲》對女性處於“婚外戀”角色的心理活動是這樣描寫的，當小說中的女主角出於憤怒把她的性夥伴，以為十分體麵的白領先生從陽台推了下去，隨後將他的一雙拖鞋也扔下去之後，作者在小說的結尾寫道：“有時，我也琢磨，不知道那些在他的悼詞裏把他稱為是他們或別的人眼裏最井井有條的人是如何解釋為什麼在他自殺時竟然連鞋都沒有穿。”在英國女權主義者、作家費·韋爾登的《薩拉熱窩失戀記》裏，作者對男女主角到薩拉熱窩幽會度假時，女主角發現她對她的指導老師熱戀隻是把一時的學術抱負和愛情混為一談，與妹妹爭個高下而不是真正的愛情。她從此自覺地和導師分手，自覺“失戀”。
美國自白派女詩人普拉斯《山地議會》詩歌裏，就在這樣的標題下，她們可以在議會內容形式（社會的主流文化）上不著一筆一墨，完全寫的是一位居喪中的婦女在宗教活動中的內心活動。這位婦女參加宗教儀式，無疑是因為她失去親人後，需要尋求一種精神力量以支撐自己擺脫困窘。詩歌所描寫的正是這位婦女逐漸從麻木中蘇醒的心理曆程。在這首詩中，普拉斯對婦女與宗教的關係做出了女性主義的全新的詮釋。
即便是寫性，從女性視角出發，也有了一種與男權文化寫性的截然不同的景象。普拉斯的詩中這位處於私通性關係中的女性，像盜馬賊，擔心警察，忍著腹痛，頂住，“啊，病態的月亮；啊，有病的身子，”“屏住呼吸像公裏計程/你上哪裏去？”隻要和男權文化所描寫的那些色情味的東西作一個比較，就能了解女性主義文學作品是如何看待性與情愛的描寫。
在波伏娃的長篇小說《人總是要死的》裏，性別角色反串，她一反傳統文學作品中的仙女凡男相戀的模式，寫了一個男神與凡女的戀愛故事。男神的出現給凡女又帶來了什麼呢？男神福斯卡以他豐富的人生經曆看破紅塵，淡漠了世俗社會對功名利祿的追求，甚至福斯卡對雷吉娜的愛，反應也很淡漠，這使得女主人公生出很多小心眼，作品把雷吉娜的爭風吃醋寫得淋漓盡致。給人耳目一新的感覺。男神的出現給凡女帶來的是一連串的幻滅，理想的幻滅，愛情的幻滅，除此之外，什麼也沒有。這種失望的悲劇的色彩彌漫在整個小說始終，這使得這篇同樣是人妖之戀情節的小說有了和男權話語的文本完全不同的立足點，和傳統故事的男才女貌、男耕女織、花好月圓的皆大歡喜的大團圓，有了截然不同的結局。在這裏不僅僅是人妖性別角色反串，同時使人妖之戀的情節翻出了新的現代的女權話語的含義。在人妖之戀的人物關係上對傳統觀念提出帶根本性的挑戰。
此外，美國黑人女作家艾麗斯．沃克（ＡｌｉｃｅＷａｌｌｋｅｒ）的《紫顏色》，法國女作家杜拉斯的《情人》、《廣島之戀》，美國女作家托尼·莫妮森的長篇小說《所羅門之歌》、《漂亮的藍眼睛》，以及1995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波蘭女詩人希姆博爾斯卡（Wilawa．Szymorska，1923-），她的主要詩集有：《存活的理由》、《自問集》《呼喚葉提》《隻因為恩典》《巨大的數目》《橋上的人們》《結束與開始》等作品，堪稱女性主義文學的代表作品。西方的女性作家們在女權運動的鼓舞下，用文學作品來重新解讀男女社會性別的雙重社會標準，重新解讀性別與權力，重新解讀性別與宗教：重新解讀性與情感，等等，表現出女性主義文學的視角正日益廣闊。
女性主義文學的興起，直接豐富和激發了女權主義文學理論的創立。在歐美女權主義文學理論中，主要分為兩大流派，一大流派主張從以往的文學作品中解讀婦女的社會地位及生存狀況，解讀各個時期文學作品中的作家性別立場和性別視角。從而對於以往的文學作品作出性別視角的全新的詮釋。這一類女權主義文學批評又被稱之為“鏡子說”。另一流派則極力主張女性在文學創作中的主體性和獨創性。她們注重女性在文學創作中的主體意識，主體身份，極力與男權為核心的文化中所表現的女性的依賴和人身依附性劃清界限；她們注重表現女性的自尊自立和女性之間的姐妹情感，和以往文學作品中將女性表現為“思婦”、“怨婦”劃清界限；她們注重將女性的日常生活入詩，表現一種文化創造上的智慧和自信。她們將眼前景，身邊事，信手拈來。展現前所未有的女性的藝術境界。這一流派又被稱為“燈塔說”。無疑女性主義文學及其理論的產生，大大豐富了文學的視野和文學作品的人物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