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詩歌與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對話）
駱曉戈VS吳思敬、顧驤、李小江
時間：2001年6月16日下午
地點：大連大學學術會議廳
（以下依現場對話前後排序）
吳思敬：我昨天一晚上讀完你的《挎空籃子的主婦》，讀這樣的詩有一種相見恨晚的感覺，它確實很有特色。你是一個女性，又是女性詩人，你從文學新時期初期就投身寫作，這已經是你的第三本詩集了。我想了解一下，你從投身寫作以後，作為女性詩人你的創作道路是怎麼走過來的？
駱曉戈：像我寫詩吧，總覺得說不清楚，今天上午說到我的人生經曆，這肯定跟我的人生經曆有很大關係。我還不到16歲就跟著我們學校高中同學下鄉，從湖南的沅江跑到了廣東的橡膠林，在那兒一呆就是６年，那６年的生活在我這一生中都是非常寶貴的精神財富，我從那裏回到長沙，雖然進了城市又當了工人，卻覺得精神上空了，覺得自己的青春、自己很多故事、很多感情都在橡膠林裏麵。我就開始讀大量的詩，最早還是讀古典詩歌，從古典詩歌裏找到詩歌的營養。我的父親很熱愛古典詩詞，我母親年輕時曾經是歌劇演員，所以就在家裏跟他們唱和填詞，最早是這樣開始的。
到了1976年“四人幫”垮台的時候，壓抑了很多年的感情可以找到一個迸發點，我在1976年開始寫詩，當年10—12月這兩個月時間就發表了20多首詩歌，也不知道詩是怎麼回事，自己不清楚，這跟日常生活的積累和家庭影響可能都有點關係的。1977年我才到大學去念中文係，這對我來說是一種文學的補課，比較有意識的、自覺地從理論上全麵接觸了中外的文學作品，也開始比較有意識的寫作。我的一本詩集是《鄉村的風》，主要寫下鄉的農村生活。第二本詩集是因為我女兒出生，叫《鴿子花》，是在少年兒童出版社出的。《挎空籃子的主婦》是第三本詩集。我覺得我是一個主觀色彩很強的人。其實我也寫別的東西，但是寫來寫去還是覺得寫詩比較舒服，更能表達自己的感覺。
《挎空籃子的主婦》實際上就是因為在做了家庭主婦以後有很強的一種失落感，性別的認同對我來說好像是一個很痛苦的過程。大家都去下海了，辦各種實體了，可這時候人們都排斥你，帶孩子的人了，這也不合適，那也不合適，處在這樣一種非常尷尬的狀況。讀大學時候或者別的時候你可能說，你能幹的事情我也能幹。那麼到後來，就變成你能幹的事情我就是不能幹；以前可能你說人家“這個人婆婆媽媽的”，這個時候你可能就會變成“我很婆婆媽媽的”。這樣一來，我覺得自己失落的空間特別大，《挎空籃子的主婦》就是在那個時候寫出來的。
李小江：曉戈，我有一個問題，我們接觸以後我有一個感覺，詩人一般會有一種癲狂的氣質，可你呢，好像距這種氣質有點遙遠；相反，你是很平實的，而且很溫和，你表達出來的東西又特別的生活化、平民化，和詩那種很張揚的東西也有距離。我就非常納悶，為什麼你選擇了詩歌創作這種形式，僅僅是家庭的影響，還是有什麼其他原因？
駱曉戈：（笑）真的像被拷問似的。我一開始寫詩的時候就是周良沛先生給我寫後記的時候，和周濤、楊煉等20世紀80年代初那一批人一起出詩集的時候。周良沛特意找到我，當時我已經休產假了，快生孩子了，我不願意露麵，但他還是把我找到了，就跟我說，你怎麼寫的詩都是生活場景，很平實的東西，很瑣碎，他說“你怎麼就喜歡寫這些東西”？我說我也不知道，我覺得寫它很舒服，我這些東西的產生很多都是寫在日記本上的，首先不是為了去發表的，也不是說我要參與一個詩歌創作、要達到一個什麼目的，包括我最近的這些詩集，也是很多先寫在日記本上的。這就好像是一種習慣，是跟我為什麼要吃飯、為什麼要睡覺、為什麼要喝水一樣的，我就要寫詩。實際上我也不需要很完整的時間和空間來做這件事情，也可能睡覺的時候我不睡了，爬起來寫，或者是在幹工作的時候突然在日記本上就寫了，我覺得好像是一種生命中間的東西，不是我要做一種是職業呀或者是這樣的一種選擇，所以一到人家問我為什麼寫詩的時候，我就特別尷尬。
顧驥：湖南省的三湘四水，大詩人屈原的故鄉，本來就是詩的國度，出曉戈這樣的詩人也不是偶然的（眾笑）。我的問題是，你的成長過程，和最早的朦朧詩人是同步的。我記得1981年《詩刊》辦了一個“青春詩會”，顧城啊、舒婷啊，他們都參加了，你與他們是同時間的。他們都卷進朦朧詩的創作了，我想知道你當時對朦朧詩是什麼態度？是不是也曾經進入過朦朧詩的創作？是後來回到了現在這個“平平淡淡”呢，還是一直就是這樣寫作的？
駱曉戈：這個話題特別有意思。我跟他們的確是屬於一代人，當時《詩刊》編輯到湖南來，找我參加“青春詩會”，我正好不在。我跟他們有過接觸，像王小妮、徐敬亞、舒婷，都接觸過，也看過他們很多東西。我們在大學的時候，湖南師大中文係也是一個很活躍的創作團體，我們也有過類似《今天》這樣的民間刊物，和《今天》也有一些交流，應該說也受過他們一些影響。卷入詩歌創作，我一直覺得這是我自己的一塊地方。參加一些文學圈子的活動的時候，我寫散文，寫小說，我情願用另外一種形式，而總是把詩歌當成一塊小小的自留地，種自己的東西，就像有的女孩子喜歡做女紅，或者有的人喜歡畫點什麼，總是把它當成一種比較生活化的東西。可能就是這個原因，我前後的創作風格和寫作體裁比較一貫。
吳思敬：你剛才說你的詩好像不會入主流，但這本詩集如果放在20世紀30年代後期到90年代，我覺得倒是反映了這個時代詩歌的主流或者主潮，就是平民化思潮。從新時期詩歌發展的過程來看，80年代的英雄主義、集體主義傾向還是比較突出，到了1985年以後，進入新生代，形形色色的詩歌都出現了，包括西方的每一個詩歌流派，在中國都有它的模仿者，思路已經打開，眾說紛紜，流派紛呈，沒有一種能夠被大家所公認。但是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後，詩人不斷地成長，開始尋找一條路，很多詩人覺得僅僅模仿西方詩人是不行的，還是要關注我們的現實。
如果把整個20世紀90年代的詩歌都說成“看不懂”，或者說是比“比朦朧還朦朧”，這起碼是不全麵的。90年代的很多詩人，經過一陣反複之後，又有一些返璞歸真，所以就寫生活寫生活流，把日常經驗入詩，這是一個很重要的特點。那麼你的詩就具有這個特點。《挎空籃子的主婦》這個詩名就非常生活化，本身也帶有一種所謂女性詩人的象征意義。你的詩集當中有一篇叫做《泡菜壇子》，這首詩寫醃泡菜，但是如果僅僅把它作為一種生活現象，就是描寫這個，就沒有多大意思，你比較可貴的，就是在捕捉到生活經驗之後，能夠挖掘平凡的、人人都能見到的這種生活現象中比較深的人生哲理。比如說，泡菜壇子很多家庭都有的，是一種常見的生活現象，你前麵幾個小節談到的這個泡菜，結尾小節是這樣的“細數樓道的腳步／由小變大／又一路小下去／終於沒有敲門聲／隻聽見泡菜壇子／‘撲通’一響／我便知道／又醃黃了我的一些青春”。我想知道，從主婦生活中提煉詩意，當時你是怎麼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