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學作品中的女性形象
彭燕郊駱曉戈
這些年來，女性主義的研究已經有了很大的發展，它不僅僅將缺席的女性重新帶入人們的視野，同時它展示了更大的理論抱負和文學藝術抱負。當我們引入了“性別”這樣一個觀察人類社會結構的新的維度以後，我們會對文學創作產生另一種話語，或者出現另一類批評視角。這便是我們常聽到的一句話：當女人遭遇女性主義，當男人遭遇女性主義，它必將改變人們的思維方式。
1、承接與創新
彭：女性與文學藝術，這個課題涵蓋麵很廣闊，要認真地談，必須有充分準備。先隨便聊聊吧，比如在中國文學作品中，丫環都寫得非常出色。紅樓夢就不用說，晴雯寫得妙極了，又比如《西廂記》對“紅娘”的評價比女主角“鶯鶯”還高，直到現在“紅娘”這個名詞還有生命力，人家動不動會說請某某作紅娘。田漢先生講得很好，丫環實際上是劇作者代言人，就像電影裏麵有旁白。《牡丹亭》裏的杜麗娘身邊有個春香，“春香鬧學”中春香盡跟冬烘先生開玩笑，表達了作者蔑視儒家思想的叛逆精神。固然這些丫環的社會地位是最悲慘最卑下的，處於社會的最低層，但是她們敢講話。《西廂記》裏麵，紅娘敢指出老夫人有“三不該”，敢提醒張生鶯鶯隻可“夜去明來”不可以“停眠整宿”。這些女性，社會地位最低卻最敢講話，這一點是中國文學最大的特色。談到西方的女性主義文學，總是離不了談《簡愛》一類作品，比較中國古典文學中這些女性形象，簡愛算什麼呢？她的性格內涵，她的生存狀態所反映的曆史的時代的內涵又有多少。
駱：其實現在看《簡愛》，你會覺得很象讀台灣女作家瓊瑤的言情小說。
彭：對的。簡愛這個人物沒有曆史內涵。沒有像《紅樓夢》中的晴雯這樣光彩照人的形象。晴雯和寶玉算是最知己的朋友，有一天寶玉回來晚了，喊開門，好久沒人答應，最後是襲人給他開門，他以為是小丫環，發少爺脾氣，踢了她一腳。晴雯敢批評賈寶玉，晴雯跟襲人頂嘴，襲人說隻要我一刻不在這裏就會出事。晴雯便講，自古以來，就是你一個人會服侍，我們都是些白閑著混飯吃的，就因為你服侍得好，為什麼你昨天還挨了窩心腳？賈寶玉在旁邊非常不高興。晴雯有點魯迅風，敢說敢罵。還有一類女性形象，寡婦妓女等等，社會鄙視她們，而文學作品褒獎她們，卓文君改嫁司馬相如，經過文學作品表現居然就能成為美談。
駱：蔡文姬被曹操解救回來後，讓她改嫁，好象並也沒有降低她的地位。
彭：是的。在中國文學作品中對婦女被迫守寡，這種痛苦的現象有非常深刻的表現。女人，作為一個弱勢群體，長期以來被認為智商不如男性，能力不如男性，因此在中國文學裏有一個很特殊的東西，就是女扮男裝，什麼女附馬，女扮男裝考上狀元被皇帝招為女婿了。還有花木蘭這樣女扮男裝的英雄，這個好像國外沒有。當然還有像楊門女將，樊梨花，馮嫽這樣以女性身份出現的曆史人物，她們的社會地位不同。這種女扮男裝的現象出現在文學作品中其實也說明，在中國的文人心目中女的比男的也不差。甚至有些男性的文人筆下，女人比男人更會打仗，更會帶兵，當然女人帶兵也有弱點，在戰場談愛陣前招親，忘記了打仗，這個也沒有關係，豐富了人物形象。
駱：在中國的古典文學中，應該說詩詞是很發達的，像唐詩、宋詞、元曲，這些都與說唱有關係。說唱這種藝術，很重要的載體應該說是賣唱的賣藝的女性，是那些青樓女子。很多的詩詞戲曲應該說都是一種說唱的藝術。不少的詩詞和話本就是一些落魄文人為她們“量身定做”的，或者加以潤色的，或者是與她們唱和酬答的。中國文學傳統中抒情文學占很大的比例，抒情文學大部分靠說唱的形式傳播，所以有人認為宋詞中有三分之一是那個時代的妓女創作的，當然那主要是歌妓，不賣身的。除了這個三分之一以外，還有相當數量的唐宋詞被認為有女性參與創作或根據青樓女子的唱詞改寫的。
彭：提到說唱文學，宋代有專門的戲院，稱為“瓦子”，有很出名的女藝人。
駱：除了剛才說到的說唱文學與女性的關係以外，我還想到一個很有趣的現象，中國古代的落魄文人在寫詩詞的時候，很多假托自己是失寵的女性，所謂的“閨怨詩”。實際上是官場失意了。
彭：說明在中國古代文人的心目中並不鄙視女性，他們覺得把自己比喻成失寵的女性也沒有什麼不好的。現在許多學者都在談女權主義，我們中國文學是有這方麵的傳統的。談到女權，不能不談到五、四運動。
駱：您談到五、四。我想到了丁玲。最近在看到李陀寫的一篇文章《丁玲不簡單》。我覺得丁玲這個女性是很值得研究的，
彭：她最好的作品還是早期的《莎菲女士的日記》，《在黑暗中》。
駱：後來她剛到延安時期寫的，《我在霞村的時候》裏麵描寫的那位女主角別人罵她是破鞋。家裏人也不能理解她，那些作品相當不錯。李陀認為：“自“五四”以來，“婦女解放”在中國一直是現代性話語不可缺的部分。但是，很少有人警覺到婦女的“解放”從來不是針對著以男權中心為前提的民族國家。恰恰相反，婦女解放必須和“國家利益”相一致，婦女的解放必須依賴民族國家的發展--這似乎倒是一種共識。不僅梁啟超作如是觀，毛澤東亦作如是觀。對於毛澤東的話語秩序來說，婦女解放竟然會和革命的國家利益不相容，這尤其是不能想象的。然而，在丁玲的關於貞貞的故事裏（《我在霞村的時候》），貞貞卻幾乎是不假思索地實行了對國家的拒絕--對“國”和“家”的雙重拒絕。不錯，貞貞在故事中的一個重要行為是她為了民族和國家利益去到日軍做了隨營妓女，但是她的更重要的行為是拒絕“國”和“家”對她本人的解釋。無論是抗日的民族“英雄”，或是失去了貞節的“破鞋”(同情她的家人和蔑視她的家鄉人在這一點其實是一致的)，貞貞都漠然地不予接受，不認為她作為一個女人應該接受這些意義。貞貞拒絕被解釋。在這裏，小說敘事安排貞貞抗拒貞節觀念，並不特別震驚讀者，因為這是“五四”以來已經為人們熟悉的一種敘事；但是小說敘事還安排貞貞拒絕成為對民族國家有功的英雄，這卻有很大的破壞性，並形成一種前所未有的敘事。在這敘事裏，女人不僅拒絕民族國家話語所規定的秩序，而且在爭奪解釋權，爭奪講故事權。”
彭：她那時就是因為這些作品受批判的，說她是左道旁門。
駱：很可惜，丁玲後來陷入了一種僵化的語言模式，怎麼也拔不出來了，後來到了晚年，即使她得到平反，恢複了寫作，她也一直沒有從那種“工具論”的文本中自拔出來。
彭：但是要看到丁玲即便是這個樣子，她也是成氣候的，她大氣，他的作品中有曆史的滄桑感，她屬於她所處的那個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