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找女人的曆史
李小江駱曉戈
駱曉戈：李小江，我們都注意到這樣一事實：幾千年來女人一直在幕後，就是今天我們所說的曆史History。從構詞上理解，His男人的，story故事，曆史就是男人們的故事。曆史上的女性要流傳下來一般都要冠以某某氏或某某之母。不論是家史還是族譜，正史也好野史也好，都是這種情形。那麼您在重新用女性視角做婦女研究的時候，是怎樣看待男女共同創造曆史的事實真相的。
李小江：謝謝你，曉戈。這是我非常有興趣也特別想有機會說的一件事。我發現曆史中沒有女人，也就是說女人未載史冊。那麼怎樣去找？有一種辦法就是從典籍中、從史書中去找。但被記錄下來的還是一些帝王將相家的女性，當然也包括那個時代的烈婦、烈女。這種記錄曆史的方式實際上還是以男性為中心的。如果按照這種價值水準去記錄，我們在曆史上仍然找不到女人。即使找到了也真的沒什麼價值。那麼換種方法，如果真的要讓女性的主體站起來的話，應該從女性的角度、女性自身的價值去發現女人的曆史。所以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有兩件非常大的事情都和曆史有關。一件就是婦女博物館，還有一件就是20世紀婦女口述史。
駱曉戈：婦女博物館好像跟我們湖南有點關係，你們從湖南把那最寶貴的一部分“女書”挖去了。
李小江：這是一個契機，“女書”我是很早就感興趣的。我有一個信念，作為一個博物館，很重要的一點，必須有一個能站住腳的東西，不一定要大而全，但必須有一種有份量的東西站住腳。“女書”當初在我看來是一個非常完整的主題。因此有人說李小江你從事“女書”研究，我說我搞不了這個，這需要大量的投入，語言學的、民族學的，需要專門人才。我們隻是把這個東西放在這裏，博物館就有這麼個作用，留給後人去闡釋。當然還有一點非常重要，麵對這些的時候，人們會產生一種新的思考：就是女人在用什麼樣的方式記錄曆史？
駱曉戈：我跟朋友談論過這樣一個話題，我們都說中國是一個農耕社會，男耕女織，這是一個分工，在縣誌和一些史書上記載，男丁多少多少，甚至牲口，像牛多少頭，都有記錄。但是女人從事紡織業的，恐怕還比不上耕牛的地位，就沒有記錄。說男耕女織大家都知道，但是究竟多少女人在織？織了多少布？紡了多少紗？多少出口了？絲綢之路上外銷了多少？都沒有記錄。我覺得做這個婦女曆史博物館，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你肯定要跟曆史上原來記載曆史的方法不一樣。我不知道你怎麼做這個事情。
李小江：首先自己觀念上根本不用那樣一種東西來審視女人的價值。你說如果現在還用那種方式，把女織那一部分想辦法回來，我們做不了這件事情，曆史已經過去了。那麼換一種角度的話，就可以重新把女人價值找出來。我們婦女博物館中間有幾個專題就跟這有關。一個是嫁衣。我記得在青海土族，不是咱們土家族，就叫土族，看見他們的嫁衣是五彩，藏族的是七彩。他們在解釋這嫁衣的時候會說，這個綠色相當於草原，紅色的是陽光，黃色的是什麼……我發現實際上嫁衣並不是僅僅記錄著出嫁，它記錄著這個民族對於理想生活的追求，而且記錄她們自己的生存狀況。如果她生活在草原，她的嫁衣上就會有什麼東西象征著草原。那麼換一個地方，對她的生存狀況就有一種新的描述，而這樣的一種曆史觀是和人的生命和生存的狀態聯係在一起的。男人記錄曆史，帝王將相，打仗，然後生產多少財富，女人在嫁衣上的記錄那完全是一種不同的記錄曆史的方式。
從這個角度切入的時候，我們又設了一個專題，我把它叫做“織物上的曆史”。這又進了一步。有的民族現在根本沒有自己的文字，沒有自己的史書，可是她們的服裝能講出曆史：哪一條線是相當於什麼河，比如說廣西的白褲瑤，婦女的服裝上有盤王圖，實際上就是她祖先的一種符號。男性的白褲兩邊縫有紅色的布條，象征他們部落被追殺的狀況。我突然發現了，婦女記錄曆史的這種方式，它是民族傳承的一種重要手段。
駱曉戈：所以不停地有人問，女人其實怎樣，其實女人就和男人一塊在創造曆史。我們湖南也有很多少數民族，我曾經寫過一篇“從楚文化看婦女”，從中我也了解到苗族服飾上的花邊來曆，好像也記載著苗族的遷移，它經過了多少道山多少道水，然後就形成那上麵的花紋了。
李小江：這給民族學和人類學提供了大量的資源。我們是從婦女研究這個角度出發，但是一旦把婦女這個角度切進去，我們就發現，對於整個人類重新認識自己，更深地認識自己，提供了豐富的資源。
駱曉戈：這個曆史上的女人和我們平時在通常的博物館看到女英雄女烈士，在層麵上有沒有不一樣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