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卷 第二章(1 / 3)

關於性別/婦女研究本土化的思考

近些年來,當我在著手對傳統中國文化進行性別研究的時候,常常在思考,女性主義這種來自西方理論和我們的本土文化結合的時候,有那些特別值得我們注意的問題呢?在這裏,我想將自己的一些思考作一次較為詳細的和梳理。

*不同的意識形態:

一直有人在責備,我們的先人為什麼不重視科學發明,不重視工業化的進程,致使中國在近代曆史上處於被動、落後、挨打的局麵?以致於將近一百多年來,我們都是引進西方文明?實際上這是一個十分複雜的問題,不是因為是否重視與不重視這樣非此即彼簡單的判斷可以得出結論的。中國問題之所以不同於西方的問題,之所以特殊、複雜、難解、捉摸不定,關鍵的問題就是幅員遼闊曆史悠長人口眾多。早在公元2世紀之前,中國的漢代人口就已經達到了5千多萬,相當當時整個歐洲的人口甚至是15世紀時期歐洲人口總和還要多。以有限的土地和資源養活眾多的人口一直是困擾傳統中國的問題。所以特定的生存環境下形成了中國傳統學術的特定走向。國學大師錢穆先生認為自先秦以來,“中國的傳統學術史研究大致可分為兩大類,一是心性之學,一是治平之學①。”心性之學,指的是道德自我修養;包括審美情趣等等,與西學中的哲學、美學相近。治平之學,指的是齊家治國,也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政治學、倫理學、經濟學和史學。我們的先人一直都在社會科學的學術領域追求和探索,因為他們一直以“人”這種複雜不定的對象為研究對象。所以中國的所謂社會科學就是以人為基本元素的科學,而不是以政治經濟學或者以精神分析學或者以神學為基本立場。如果不是全麵觀照這種文化的源流,弄清楚中國的傳統文化的基本立場,而盲目照搬西方理論,就如同將西醫學知識應用於研究中醫一樣荒謬。我們在引進西方的人文科學和理論的時候,必須注意中國人與西方人的根本不同,就在於中國人的意識世界與西方人的意識世界根本不同。

其實有史學家認為,周朝以前的中國人應該比自由的西方人還自由百倍,連上帝都沒有,人人都是神,人人都住在"天"上,為所欲為、恣意汪洋,那應該是華夏文明的鼎盛時代。史載越王勾踐“欲民之多”以強國,曾經鼓勵臣民們淫蕩,多生孩子。唐以後人多地少矛盾突出,又沒有避孕方法,隻好男女大防。“"周之克殷,滅國五十",那是人類曆史上第一次小範圍的"全球化"。我們今天已無從想像被滅掉的五十國各自都是什麼文化了,但至少可以肯定沒有"尊尊之義親親之義"、天下合為一家、道統和宗統合二為一這些東西,因為這是後來周公的發明。這套東西此後經過孔孟二聖的著書立說、秦始皇的政治實踐、董仲舒的集大成,終於成為了一個龐大的、固定的、以綱常倫理為主要內容的意識形態,這個中國獨有的、具有終極性質的意識形態一統中國曆史兩千餘年,直到今天。②”

中國人特有的意識世界決定了中國人特有的一種存在,最根本的一點就是中國人不是在上帝和自然之間定義的,而是在綱常倫理意識形態所規定的人倫關係中定義的。如M.韋伯在《儒教與道教》中所描述,儒教倫理讓人非常有心計地處於他們自然生成的或由社會尊卑關係所造成的既定個人關係之中,......。相反地,清教倫理有點懷疑這種純粹的個人關係,認為它們是可鄙的;因為在他們看來無論如何,與上帝的關係是優先的。

“西方人的上帝是永恒不變的,是至真至善至美,將自我意識建立在與上帝的關係上完全是自己的事,據此形成了每個西方人的獨立個性。而中國人的"社會尊卑關係"是隨人而變的,絕大多數在中國家庭中長大的中國孩子,從小都會接受一種關於"懂事"的傳統教育,大人們會經常用"這孩子真懂事"或"這孩子不懂事"來修正孩子們的行為。③”

我們不能小看了這個問題,打一個十分淺顯的比方,一缽子米飯,一個人吃,大概是不需要什麼懂事不懂事的倫理意識去規範人的行為的,假如出現的是一缽子米飯,八個人吃,問題就出來了,是提倡“仁者愛人”,一人吃一口,有飯大家吃的平均主義;還是弱肉強食,大魚吃小魚的叢林法則;還是按等級來分派,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就牽涉到道德倫理問題了。當然很可能會有最糟糕的另一種情況,那就是我們中如果出現一個人一定要照搬西方人的法則,既然人家西方人可以一人吃一缽子飯,他也要將這一缽子米飯一個人吃掉,讓其他的7個人餓死,我想大家肯定是不能答應的。還有在傳統文化中“男尊女卑”這個問題,也得看具體環境。在一個家族中,如果父親去世了,或者父親出門在外,很可能是母親當家作主,而不是其他的家庭中的男性做主。比如《紅樓夢》裏描寫的情形,賈母就擁有至高無上的很大的權利。而同是女性,可能一個貧寒的農婦甚至農夫都不能與賈母擁有的權力相比。就又比如說到“吃人的禮教”,這裏的禮教指的是儒教,儒教並不是單單針對女性而言的,儒教對於男性同樣有許多的清規戒律。對女性的禮教的規範又是由傳統中國的綱常倫理意識形態所規定的人倫關係中定義的。這樣以來,我們會發現在接受西方文化的同時會有一個和西方文化怎樣去接軌的問題,傳統中國的儒教中有一些壓抑了人某些欲望的規矩和教義。對於這些教義和規矩形成的曆史原因,是按照西方的遊戲規則來評判是與非?凡是西方的都是對的,凡是東方的都是錯的,還是實事求是地分析這些規矩和教義的來龍去脈——是合情合理的,還是一種落後的需要剔除的糟粕?例如我們常常聽到對儒教所提出的“存天理,滅人欲”的批判,其實宋代程頤對“天理”與“人欲”是這樣解釋的:“天下之害,無不由末之勝也。峻宇雕牆,本於宮室;酒池肉林,本於飲食;淫酷殘忍,本於刑罰;窮兵黷武,本於征討。凡人欲之過者,皆本於奉養。其流之遠,則為害矣。先王製其本者,天理也;後人流於末者,人欲也④。”由此可知這裏的“欲”指“欲之過”,即貪欲。宋人隻是反對舍本逐末,即以欲損養,並不是今人理解的那樣一味禁欲。對傳統文化我們一定要對具體問題做具體的曆史的分析,決不可抓住隻詞片語,便一概否定和打倒。

*不同的曆史背景

大約在公元1500年之前甚至到18世紀,中國一直在世界範圍內是一個文明領先的國度。韋伯在他的《古典文明西方衰落的社會原因》⑤一文中指出,大約在公元1000年之前,以古羅馬為代表的西方基本是奴隸社會,當璀璨的希臘城邦文明出現在西方的時期,文明的受益者並不是廣大多數人而是極少數的貴族,社會上的大多數人是完全沒有人身自由的奴隸——沒有家,沒有私有財產,也沒有自己的後代。這些奴隸生活在農莊,而農莊一般是這樣的構成:大片的田野與產品較為單一的種植業,比如種植油料植物,或者種植釀酒需要的植物類與釀酒配套;牲口圈棚,類似兵營的男奴隸宿舍和女奴隸宿舍,這些靠近海洋的民族很早便開始了他們以擴張積累財富為主的生活方式——不斷地發動戰爭去掠奪更多的奴隸和擴大疆土,不斷地航海去進行冒險和商業活動。就在公元2世紀的時候西方世界的侵略戰爭還常常以掠奪奴隸為目的。因為他們的農莊隻有單身宿舍,簡陋的診所和看守所,隻有看守所的長官才可以帶家眷,奴隸營的奴隸老了,缺少人手,倘若要補充新的奴隸,就必須到奴隸市場去購買。這樣的生活情形一直維持到將近公元900年。後來奴隸營無法得到廉價的勞動力補充,隻得讓那些原來既無私有財產也無家庭的奴隸組成家庭,軍營似的的奴隸營漸漸為小茅舍群落的奴隸農舍所替代了。也可以說這個時期,就是我們常常提到的歐洲黑暗的中世紀時期,西方的大多數人才有了較為穩定的家庭和私有財產,同時古希臘的城邦文明也正是因此衰落——它所依存的商業網絡也隨之被這些自給自足的小茅舍撐破了。

當然,他們的家庭仍然與我們傳統中國的家庭有很大的區別。因為他們的男人仍然經常是遠征和航海,靠捕魚和狩獵以及發動戰爭獲取財富。流動和不穩定的因素大大超過我們傳統的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