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湖南南部的江永一帶，曆史上是“南蠻”各民族，尤其是瑤族居住地區，在與漢族居民融合過程中，瑤族同胞崇拜女神，當地稱為拜“姑婆”的習俗，以及傳女人不傳男性的婦女文字“女書”也為當地漢族婦女所同化所接受了。並且一直傳承至今。在中國的河北西北一帶的民風，常常被人稱之為有燕趙慷慨悲涼之氣，婦女同樣有習武從軍的習俗，這種文化特征便是當地漢族在與來自北方的蒙古人或突厥民族的交往過程中形成。其次我們還可以從中國的戰爭與防衛工事來了解中華文化的特征，中國曆代尤其是漢人統治的時期，戰爭基本上是以防禦為主，很少以戰爭的形式積累財富和擴大疆域。由此不難理解，古代中國雖有文化上的對外歧視，但戰爭工事主要是保障國家利益上的對外設防，對於外來文化往往呈現一種融合的柔性傳統。“不似葡萄牙和西班牙的艦隊那樣到處掠殺和敵意昭昭。直到民國建立以後很長一段時間內，中國也還沒有護照和邊防，朝鮮或越南的革命者，波斯或日本的商人，還有逃避迫害的歐洲猶太人，都可以在這裏進出自由，基本上未受到民族身份限製的壓力，與同時代的歐洲大有區別。⑾”
中國人看重家庭與傳統哲學觀念不無關係，所謂天人合一，陰陽互補，盡管存在過男女性別不平等和男尊女卑等不合理現象，但是從來沒有過一對一的你死我活，男人類和女人類對抗性的性別鬥爭。“男主外”與“女主內”，這個“內”和“外”也難免分得很清楚，說不定哪一天的主內就成了主外，主外的人成了主內。這也許是直到今天我們這個人口眾多的國家裏，女性在當家理財或者行使社會公務管理職能的時候並沒有遇到性別對抗。也很難為西方女權的某些理論所鼓舞所激動的緣故。
值得注意的是自從1949年以來，中國婦女地位的確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婦女的社會地位得到空前的提高，可以我們也不得不看到，在此同時，中國的傳統文化以及賴以支持的社會結構：家庭家族家產也基本被徹底鏟除，這同時也意味著幾千年傳統中國的民間社會空間被鏟除，甚至連找對象、談戀愛、結婚離婚，這樣這一類在西方人看來十分私人的領域，也需要經過單位蓋章或者審查。婦女解放與男女平等幾乎完全依靠政府和以政府代言出現基層婦聯或者基層企業單位組織。進入改革時期，尤其是農村經濟實行以家庭為單位的重組後，婦女問題便日益嚴重。處於社會底層的女性紛紛回歸家庭角色——從目前近30年改革開放後的婦女狀況來看，女性對於男性的依賴性幾乎比以往時期更為嚴重。首先是國家全民所有製企業的改製，首當其衝被下崗，被內部提前退休的是女職工。在社會保障體係並沒有健全的客觀環境裏，這些年近中年的女性隻有抓住人生的最後一道防線：家庭和家庭中的男人。而就此同時家庭的脆化問題也十分明顯，尤其是貧困婦女無處可歸。“一個可見的指標是中國是世界上婦女自殺率最高的國家，中國婦女的自殺率是世界平均水平的5倍。中國的自殺高危人群主要集中在15歲至45歲的貧困地區婦女中，這使得中國成為世界上唯一一個女性自殺人數高於男性自殺人數的國家。⑿”
而這些年來，處於青春時期的女性也不比中年女性有多少優越。幾乎在農村的經濟改製後，農民家庭一般將外出打工掙錢給家庭蓋房這些創收的期望寄托在他們的女兒身上，而這些農家女孩也認同自己是“家庭中可供使用的資源”的命運，默默承擔起拿青春換血汗錢，甚至拿身體來掙錢的買賣，以供養家庭中的男孩或男性的開支。在我國農村，甚至連延續了幾千年的隆重的迎親嫁女婚俗幾乎見不到了。流傳在湖南北部農村的一句俗話，“男人打工，供得讀書；女孩打工，蓋棟新屋。”由於傳統中國文化中重男輕女舊勢力抬頭，迎合著大眾媒體過分渲染泛性與濫情，加速著女性物質化、商品化傾向。我們不得不警惕這一點，在相當一部分貧困家庭，我們不難看到某些女性身為母親身為女兒沒有任何人格尊嚴和道德倫理底線，完全將身體當成或者被人當成商品。更為讓人驚訝的是這些淪落性奴隸的女性背後是與她有關聯的男性在謀劃，她們大多數是在為她家庭或家族的男性掙錢。
改革30年來中國婦女還撐著多大的“天”。“從我國婦女的整體狀況來看，婦女地位在總體上提高，同時也在失去自己的天空⒀。”其實，麵對中國婦女問題的複雜性，也許應當注重研究我國婦女在傳統社會中的主體性、文化傳統與人文精神等基礎理論問題。應當說傳統中國文化與西方傳統文化中都有著歧視婦女的糟粕，也同樣都有著如何維護女性權益的寶貴資源。隻有深入研究本土的文化、曆史和現實，在借鑒西方婦女解放理論的同時，注重對本土文本中的婦女觀研究，才會真正為中國廣大勞動婦女帶來福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