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到一位大姐家吃飯的時候，隻見她的丈夫屋裏屋外地忙乎著弄飯，女主人則坐在堂屋裏陪客人談話。與我們所見的一些偏僻地區的農家來了客人，女人不得上桌吃飯的習俗形成鮮明對照。
陪我一同下鄉的小馮在前一天就用電話告訴了她的小學同學，一位男生，我們進寨子的聯絡事宜都是這一位男生跑上跑下給張羅安排的。小馮還說，在讀小學的時候，她就常常得到這位男生的關照，她的父母在學校工作，這個男生會從家中帶來山裏的野果子放在課桌上，課桌是個斜麵，野果子咕嚕嚕地順著課桌便滾到小馮的課本下麵。後來他們上大學又到了一個班，還是同桌，有一回，她整理課桌抽屜，文具用品全部弄出來，沒有地方放了，她便喊這位男生替她拿著，男生拿不了，她便將一些文具放到這位男生的衣服口袋裏，幾個口袋都塞得滿滿的，這位男生隻是說快點快點，要上課了。弄得班上漢族的女生大驚小怪的，還說她欺負了這位男生。說著這些，小馮爽朗地笑了。後來她還發現教室的某一個座位上一個女生在摸眼淚，原來有女生在暗戀這個男生，心疼得不得了。尊重女性，真正實現男女平等，是我們夢寐以求的事情，如今在瑤家寨子就是鐵定的事實。
我要請的幾位大姐陸續來齊了，大家都推盤正妹起歌，起歌就是開個頭的意思，盤正妹，沒有推辭，大大方方唱起來：“一間堂屋四四方，四四方方起歌堂；兩頭兩尾沒坐齊，請來客人坐中央。”
……
英國女權運動著名的文學理論家伍爾夫曾經有一個著名的女性寫作理論，女性寫作首先應當有“一間自己的房間”。女書的創造同樣應當說與女性的有一間自己的房子分不開的，在這個女子不被人稱之為“堂客”而是像男子一樣成為家庭的傳人，在自己的房間裏生活，女性便有了自由書寫和交流空間，也許正因為在這個地域的婦女有著較高的社會地位，她們的創造和才能得到了充分的發揮。
一同來到李更鳳老人家有，羅秋月，６２歲，李德榮，６８歲，鄧晨英，６６歲，李忠娥，４６歲，盤正妹，５４歲，周國盛，男，６３歲，是盤正妹的丈夫，本地文化站的站長。說到她們年輕的時候對歌的情景，大家的興致頓時高漲。
羅：“一床被子四個角，虧妹怎麼睡得著，哥到床前來叫妹，一個翻身又睡著。”
李更鳳：“這是黃歌，那時候說我帶著她們唱黃歌，挨批判羅！”
李更鳳：“早先，我們嫁女、招郎都唱歌，我青年的時候，到上麵的湘江村，別人家嫁女，一連唱了三天三夜，不睡覺，那個時候走人家就是到別人家唱歌。小孩滿月吃喜酒、砌了新屋賀喜，請酒都要唱歌的。‘唱起山歌我也愛，爬山過嶺我也來，衣服不穿排（土話ｐａｉ）起走，鞋子不穿提（土話提ｔｉａ）起來。’……”
“做女好，做一年女崽當一年官，做人家的媳婦受風寒；
“做女好，鹹魚送飯我也嫌，嫁到別家做媳婦，苦瓜送飯也講甜；”
“做女好，日曬堂屋才起頭（才起床），嫁到別人做媳婦，日曬堂屋（早已犁田）過九衝；”
“做女好，高桌吃飯我嫌低，嫁到別家做媳婦，灶角吃飯受孤淒”
……
在采訪過程中我了解到江華嶺東，也就是湖南與廣東交界這一帶招郎和嫁女是同等看待的，兩種婚嫁方式大約各占人口的一半，也許她們和他們在長期的多元文化共存的地域生活，已經養成了彼此尊重共同發展的生存態勢。誰也不以為招郎比嫁女有貴賤之分。盡管如此，在這個地域的山歌中對於是在家做女還是嫁到夫家做媳婦的比較還是有一種原本的女權主義聲音，比如做媳婦的痛苦有較多傾訴。
羅秋月老人說還記得她唱過的媳婦歌：“小小柑子真可憐，做人媳婦好為難，打了罵了還要做，抹幹眼淚喊家娘。”“一塊豬肉好為難，切大切小問家娘，有人有客一分五，沒人沒客兩分半。”
唱到這裏羅大姐突然想起來，說“這兩個是小小的時候送人做童養媳，解放後從婆家回來的。”她說的是在座的兩位大姐李德榮和鄧晨英，她們分別是４、５歲的時候家中窮，養不活，送到別人家做童養媳，解放後婚姻自由，從婆家回到娘家，後來在娘家招郎的。
８５歲的李更鳳老人，被大家譽為瑤家歌手。她說起山歌仍然對舊時的情歌情有獨鍾，她說還是黃歌好唱，也好聽些，就是醜一些。我看著老人這一把年紀，也很想聽聽老人年輕的時候到底唱一些怎樣的情歌，便鼓動她唱幾首，讓我們聽聽是不是很醜？
《我起歌》李更鳳唱：
“我起歌，勸你存錢討老婆，妹我還是下田水，哪能應（土話：澆）得上田禾？”
《打鼓邊》李更鳳唱：
“打鼓要打鼓邊邊，種田要種對屋邊，一來搭著看田水，二來搭著看嬌蓮。”
《十八哥哥》李更鳳唱：
“十八哥哥你莫顛，十八妹妹你莫連，有錢有米討一個，石板架橋千萬年。”
《情歌對唱》李更鳳唱：
“男：想妹想起顛顛倒，一連田裏幾多跤，妹有心事救起哥，救得青山有柴燒。”
女：“清早起來腳打吊，一連跌了幾多跤，哥是有心牽起妹，救得青山有柴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