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設此度做男兒子，幾個陪同不拆開，”“女是可比燕鳥樣，身好毛長各自飛，隻怨朝廷製錯禮，世殺不由跟禮當，在他難比高樓坐，隻是樣般依禮行。”“隻怨玉皇製口禮，理上不該別姐行。”（《賀三朝書》）
這些女書裏充滿一種婦女的姐妹情誼，在中國傳統文學中，這種情感的表述和描寫是十分罕見。我們不僅僅在以《詩經》儒家文化的作品中難得見到這種對於婦女之間姐妹情誼的頌揚，甚至在民間文化中，也是不多見的。正是基如這一點，康正果在《風騷與豔情》一書中，將中國古代文學中的婦女形象分為兩大類，一類是思婦，一類是怨婦。思婦，指對那些是丈夫或情人在外，身居閨閣中的婦人的塑造和描寫；怨婦，往往是文學作品中對被遺棄的婦人的描寫和塑造。即便是唐代像薛濤、魚玄機這樣的女才子，她們的寫作也無法衝破男權文化中心的桎梏，比如常常被引用的魚玄機為婦女鳴不平的詩句，“雲峰滿目放春晴，曆曆銀鉤指下生。自恨羅衣掩詩句，舉頭空羨榜中名”（魚玄機：《遊崇真觀南樓睹新及第題名處》）。這裏的不平是覺得婦女空有才華，卻因為性別局限不得去京城考狀元。這裏的哀傷，仍然是一種哀而不怒的抱怨。而女書中塑造的婦女與這種男權為中心的文化徹底劃清了界線。女書中的婦女形象即不是思婦，也不是怨婦。她們感歎的是“朝廷製錯了禮”，他們將婦女的苦難歸結社會製度所造成，她們的鋒芒直接指向在當時曆史環境中給婦女帶來不幸的最本質的問題。女書作為婦女寫作衝破了男權文化的局限。正因為這種氣度和境界，她們對於婦女之間的姐妹情誼看得十分重要，看看她們寫給最先被拆散的女友的書信，她們對於姐妹分離之後的情誼，“拆散”船落到深湖，打散橋樁有人架，分開合心到底難，好花轉回開滿樹，好義結交要長行，作者一連用了好幾個比喻來表述姐妹的結交情誼。與男權為中心的文化所表述的女性對男性的依戀形成鮮明的對照。
“剛剛事情知針線，就給傷心拆個完”，“千樣事情有姐當”“到底坐齊有商議，手口萬般有商量。”讀著這些文本，女性作為文學的主體性便凸現在我們麵前。意見事情剛剛露出端倪，被比喻為剛剛裁剪的衣服剛剛縫了一針一線，事情敗露了，被暗喻為“拆”完了，而且是被傷心拆完的。這裏的“知針線”和“拆個完”這些文學部件的創造的背後，正是因為在這片土地上，在這個文學創造的空間裏，“千樣事情”不是男人說了算，而是女人自己作主，自己當家。深入分析婦女寫作的狀況，我們不難發現婦女要進入創作，哪怕是口頭的民間的狀態，需要多麼不尋常的努力，她們的心靈又必須得到怎樣的庇護和支持。由此我們來看江永的“樓”，的確有著不尋常的意義。正如英國女權主義者小說家弗吉尼亞·伍爾夫所說：“到了那個時代，婦女們將會獲得許久以來一直被剝奪了的東西——閑暇，金錢以及一間她自己的房間。”（弗吉尼亞·伍爾夫：《論小說與小說家》）
女書的創作與流傳是婦女寫作的一種較為原始的狀態，江永婦女的生存狀態盡管沒有脫離男權為中心的模式，可是因為這裏的生活環境比較安定，田地不多，婦女有一些空閑時間，可以聚集在屬於她們自己的房間——“樓”裏，大家一邊做針線活，一邊口頭創作，在家長和旁人看來，婦女聚集在一起，有利於巧拙互補，互相學習，提高紡織技能。於是生存的需要促成這種婦女公共勞動的空間形成。她們或者聚集在樓裏，互相傾訴心聲，或者為姐妹寫傳記，或者為自己寫傳記，在這種急促的間或會被各種家務事打斷的碎片一般的時間裏，歌謠創作成了她們的文學形式。
也有人將女書稱之為“草本文化”，因為她沒有長成大樹，甚至都沒有長成木本植物。女書往往是母女相傳，而寫作女書的作者往往在去世的時候會將生前的女書燒掉，據說這樣可以帶到陰間去，可是盡管這樣女書沒有失傳。可見雖是草本，也有著“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的野草一般頑強的生命力。它無法長成大樹，是曆史的局限，我們可以設身處地想一想，在一個女子15.6歲剛剛萌動生命意識的時候，就被包辦婚姻，以後的日子裏是在婆家渡過。一天到晚，上有公婆丈夫，拖娘帶崽，留給自己的空間和時間都是十分有限的。在那種女性連婚嫁都不能自己做主的時代，女書的寫作往往會成為婦女苦情的載體，成為婦女苦情象征，我們不能想象這樣的生存空間會產生真正意義上的女書作家。然而女書作為世界上唯一的女性文字，作為一種草本的民間文學樣式，她的存在是對男權社會的一種挑戰，直到今天我們用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的眼光來分析，女書無疑在女性文學和女性寫作方麵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將身燈頭跽”
“跽”在《現代漢語詞典》中的解釋為：“（書）雙膝著地，上身挺直。這個“跽”在白話文中與“跪”的意思相似。在女書的《賀三朝書》用得很多，例如“三位沒爺請命輕，死了一個陰朝跽”，“一陣天鵝尋海上，拍翅飛高要騰雲，落下湖南江邊跽，遠看四邊妒見儂。”而在“不修黑路行，將身燈頭跽”（《賀三朝書》），這個“跽”翻出了新意。這兩句的意思譯成白話文便是，我們姐妹不修黑茫茫的前程，將自己跪立的身體當成燈來照明。我想說說我在農場當知青的時候半夜走黑路的經曆，讀到“不修黑路行，將身燈頭跽”時，我眼前浮現的便是那一段經曆。
“當，當……”割膠的鍾聲響了。這是淩晨３點，人們常說這是一天２４小時最黑暗的時刻。我們起床後首先是頭上帶一盞燈。人一走動，燈也跟著走動，“噝噝”的電石燈吐著三寸長的火苗，磨刀石、膠刀、電石壺都被燈光拉成長長的黑影子再塞進膠簍裏，膠簍很像漁民背的魚簍，比魚簍小一些，我們腳上都套一雙大套鞋，這種靴子是男式的，發靴子的那天，力婭蠢氣十足地找指導員，她說她長這麼大了沒有穿過男式靴子，要換一雙女式的。結果指導員說，他在橡膠園幹了二十年了，就沒有聽說過靴子還有男式女式，誰當割膠工，管上４００棵大苗（指能割膠的膠樹），發一雙靴子，如果隻發一隻而不是一雙，可以來找他。說完，他走了，隻留下大靴子擦動山地時才有的沉重的響聲。
我穿上男式雨靴，這才發現走路的步伐一下子就變得十分威武雄壯。靴子十分地大，大到不可能輕巧的地步，腳在靴子裏不是腳指頭不著邊際，就是腳後跟挨不著邊際，靴子套筒是套在腳脖子上，晃蕩晃蕩的，我便雄風凜然地行進在山間小路上。有了這麼一雙披荊斬棘的男式姿勢，以為添了幾分勇氣和力量。每前進一步，都有稀裏嘩啦的拖踏聲在一步一步狀大我的膽量。對於草叢中匍伏著的是蛇，還是被人遺棄的鞋子或飯缽，一律目不斜視，大有一種有這麼一雙靴子墊底，什麼樣的刀山火海都能走的架勢。本地佬是從不穿這種靴子上山走夜路割膠的，他們習慣了光著腳板走夜路。
光著腳板在這荊棘遍地的山嶺七彎八拐踏出一條“膠路”，何況還有山螞蝗還有黑頭螞蟻還有不可名狀的黑暗之中的飛禽的撞擊，還有大蜘蛛與更小一些的飛行物之間的擒拿與搏鬥，我們所以看重腳上的雨靴，它使我們在黑暗的山路有一種神秘的安全感，這使我至今仍能激起對大靴子的懷念，而光著腳板會觸到四處潛伏的恐怖與危險，而農村婦女大多數是光著一雙大腳板。
這一切當然留給我在以後的日子去品味。
完成割膠任務，要趕在淩晨五點太陽出山之前，割完整座山頭的膠樹，整整２００多棵，有時為了割散落在山溝的三四棵或七八棵樹，要翻越一座山。割膠是有規定的，大傷不能超過千分之五，小傷不能超過千分之十。“一棵膠樹，一顆黃金。”稍不留心，割傷一刀，傷口處會結出一個木頭瘤子，一個割麵一般是三年後再次開割，有了木頭瘤子，就不再好割膠，木瘤很堅硬，不僅不產膠，還能碰傷刀口，膠刀碰傷了是很費事的，要重新開刀口，開刀口是一件挺費工的事，也是個技術活，一般知青都幹不好這個活。所以他們上山割膠都十分小心，生怕割傷了樹苗，碰傷了膠刀。收膠也必須搶在天亮太陽出山之前，不然的話，橡膠是液體，會凝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