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興，著為規條，巡方督學歲上其事。大者賜祠祀，次亦樹坊表，烏頭綽楔，照耀井閭，乃至僻壤下戶之女，亦能以貞白自砥。其著於實錄及郡邑誌者，不下萬餘人，雖間有以文藝顯，要之節烈為多。嗚呼！何其盛也。豈非聲教所被，廉恥之分明，故名節重而蹈義勇歟！”（《明史．列女傳》）從以上記載可以看出，明代《列女傳》出現明顯變化，收入其間的不乏有才女“以文藝顯”入傳，但是節婦烈女較以往列女傳有所增多，大約占到人數的一半。
據《明會典》卷一載，明太祖朱元璋頒布詔令："民間寡婦三十以前夫死守製，五十以後不改節者，旌表門閭，免除本家差役。"從明代開始，政府正式將婦女的貞烈觀念與政治手段相結合。興規條，賜祠祀，樹坊表，有巡方督學每年都查詢其事，這樣的政府行為造成的後果是使得"僻壤下戶之女，亦能以貞白自砥。"
到了明代，典製明確規定皇室之女不得再嫁，與唐代皇家公主的性自由不可同日而語了。中上層社會尤其是士大夫和儒學之家，再婚女子寥寥無幾。民間婦女的貞節觀要由各地方政府官員來審查過問了，被封為節婦烈女的，可以享有國家免除差役的優惠政策，事跡卓著的婦女還被當地政府或皇宮賜祠祀，立牌坊。甚至在清代，滿族婦女為陣亡的丈夫守寡者，終身有國家供養。所以在明清兩代，對於節婦烈女的統計工作應該說比過去任何朝代都要來得過硬，因為它不再是教義"軟指標"，而是作為政績記錄在案，既有物質待遇和獎勵，又可名垂青史。這種對婦女貞節所采取的政府行為很可能造成史書記錄翔實，所以從史料看明清兩代節婦烈女居多，恐怕是一種原因。另外寡婦再嫁遭人非議和歧視，當時的社會條件下女性丈夫死後不得改嫁，又沒有生子，她們很難維持生計。這也是造成節婦烈女產生的直接原因，
另一個原因是由於從明代至清代的皇帝及各級政府的倡導，實行政教合一的專製的統治，以政權來推行婦女貞潔觀念，甚至將此當成治國安天下的國策，“以權始，以化終，權故行，化故成，國以治平。”（《清史稿．列女傳一》）也由於文化和教育的普及，將婦女貞節觀貫穿於法令、製度和教材、民俗之中，層層宣揚到社會基層，這使得窮鄉僻壤的村婦也受到封建禮教的毒害，明清時期民族矛盾加劇，滿人入關後，漢人中流行“男降女不降”的所謂民族氣節，造成崇尚“男死於鬥，女死於義，無為賊辱”的社會風氣，在元末明初和明末清初的戰亂年間記載中，十女墓，五烈祠等等諸多，這些婦女以家族為單位或者是以村落為單位集體殉難，都是為了自己不落到“流寇”手中，為了堅守民族氣節和不辱家風貞潔而自殺的。加上在這一曆史時期夫權、父權、族權日益強大，來自家族的壓迫，製約婦女參與社會活動，婦女的人生道路和生存空間變得越來越狹窄，據明清時期的列女傳記載，往往這些載入史冊的列女，家境十分貧困，有的“死不能殮”，有的因丈夫生前負債累累，無力償還。而這個時期的商業文化發展正在拓展女性社會性別的發展空間，而走上娛樂業的女子往往被認為傷風敗俗大逆不道，被當成“玩物”，得不到任何生存保障。當女性的生存被逼入絕境的時候，這樣激烈的社會衝突往往是造成"禮教吃人"的社會根源。
在清代曾經流傳在閩南一種陋習，男人死了，將亡者的妻子梳妝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坐在花轎上抬著遊街，吹吹打打，三天三夜，然後眾人來觀看她上吊殉夫，當寡婦由家人扶上高台自盡時，台下人頭攢動拍手稱讚。使得官府都出麵嚴厲禁止。貞節觀在明清年代還派生出男性對女性童貞的重視和對處女的癖好，更為殘忍地是一些家規族規可以以“失貞”“失節”為理由，處死婦女。從清政府的婦女政策來看，雍正年間曾經有過批示，讓滿族婦女寡婦盡快改嫁，以解決生計問題，恐怕節婦過多，滿族人口減少而且加重國家財政負擔。所以清代民間越來越殘酷的貞節觀念，恐怕與民間社會對抗滿族專製統治的漢民族心理有極大關係。
應該看到明清時期官府對禮教的普及十分重視，為了防止外戚幹政，從明代開始從民間選秀女入宮，在明代皇後和外戚涉及政事和權位均受到很大的限製。對禮教重視也是因為重農抑商政策的主導作用。麵對蓬勃興起的商業文化，明代初期不僅僅是對婦女加強禮教來教化，對官吏、士子、軍人的管理都有明文規定和約束，明代《國初紀事》記載，明太祖設立專門的部門叫“富樂院”也可以算是官辦的妓院和專門的管理人員來管理娛樂市場，文武官員和宮廷的舍人被禁止到戲院看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