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教:久遠的回聲
“吃人的禮教”這一種說法想必今天的中青年人都不那麼陌生，這是在我國五．四時期新文化運動的高喊的口號，而魯迅先生的第一篇小說《狂人日記》裏借狂人之口憤怒控訴數千年的舊禮教是吃人的禮教。從那以後，尤其是從1949年代開始，我國基本進入了一個全麵批判封建禮教時代。婦女的社會地位也曾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她們和男人一樣走出家門參加工作。“男女都一樣”既寫入憲法，也納入政府的行政和政體，同時在政府的組織下成為了一種社會風氣。傳統社會的有關女誡母德之類的論述，基本列為封建糟粕屬於被打倒一類，以至於我們一提及“傳統禮教”就聯想到“人吃人”，“萬惡的舊社會”等等。在“文革”中我們常見女紅衛兵佩槍帶帽，腰間紮著武裝帶，登上政治舞台，上山下鄉戰天鬥地，唱戰歌破四舊，卻很少思考過我們的婦女地位為什麼能夠在短短的幾十年內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僅僅因為是１９４９年的解放全中國帶來的麼？那麼為什麼商業大潮席卷全中國之後，婦女似乎在一夜之間進入了有性別的時代，而且這種性別認同似乎並不是什麼令人愉快的事情，比如說農村的出現大量女童失學，當年的鐵姑娘們一下子成了“下崗”大嫂大媽們。
在西方人的眼裏，傳統的中國婦女又是怎樣的形象呢？“中國是通過女人的手而傳到西方去的。第一份中國的文化資料是在希臘羅馬文化裏的維吉爾(古羅馬詩人)的詩裏，他在田園詩裏模糊地寫到村民們穿著的無與倫比的服裝。在《詩經》的早期詩篇中很清楚地描寫了紡織品的製作是屬於女性的行業。蠶絲業生絲生產的漫長曆史可能起源於河南地區的早期母權製社會。在中國，女性在神話中的地位是從女媧這個人物傳下來的，她被描寫為一條蛇，一種生活在地麵和地裏的動物，傳說中她用泥土製作了男人，她是宇宙中“地球母親”的原型。
1976年在河南發現了夏商朝代的墓穴後，關於曆史上中國女人的事件變得更加令人驚訝了。這個墓據說是一個女子的配偶埋葬在那裏，令人信服的對於卜骨的發掘記錄和司馬遷的著作表明了這個非凡的女人曾經是一個龐大軍隊的首領，她經常獲勝。從最近的資料看，在對中國研究的領域裏對現代和古代中國婦女的研究是一個熱門的學科。在許多關於女權主義研究的重要著作中有一本是朱莉亞·克裏斯特娃寫的《中國婦女》，其中詳細地闡述了女性和男性在社會中的表現。”(《中國婦女報》2002-08-22)
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常常會有不同的文化視角，甚至在一定的政治意識形態籠罩下可能形成對史實的誤讀和屏蔽。我們本土的婦女研究者常常說到的禮教吃人，可是在漫長的傳統中國，對於傳統中國婦女來說，禮教究竟意味著什麼？是指包辦婚姻，三綱五常，三從四德以及婦女貞操觀，還是指別的什麼？在宣揚倫理道德方麵，程頤曾提出“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作為衡量淑女的標準之一，在曆史上曾經造成慘酷的愚蠢的殉夫事件。這常常成為指責“吃人的禮教”最有力的證據。人不吃飯,而禮教吃人,到了這地步總是不合理的。如何認識禮教與婦女的曆史狀況，查閱一些史料，尤其是查閱了曆代史書的《列女傳》之後，發現對於節婦烈女這方麵的記載,除了明清時期的史書中上能查到一些之外，實在不多見。
縱觀中國的曆史，傳統文化自秦漢以來延續了兩千多年，創造了輝煌的東方文明，和北美西歐，拉美、東歐等域外地區的古代婦女相比，我們的古代婦女基本上沒有因為性別而淪為奴隸，或者等同奴隸的地位；更沒有像非洲的婦女那樣淪為牲口一般，經曆過長達４個世紀之久的漂洋過海被人販賣的災難。正因為如此，在傳統中國，婦女與男性陰陽互補，共同創造了有著東方特色的男耕女織的農耕文明。儒教宣揚的道理基本上和國人的人之常情一致，用“以理殺人”來批判儒家倫理，在傳統中國的曆史上相當罕見。唯獨在清代，有戴震作過某些關於“以理殺人”的論述。然而，到新文化運動，反對“以理殺人”的口號響徹雲霄，突然如火山爆發，儒家倫理被指摘為“吃人的禮教”。甚至將中國曆史上兩千多年的製度統統歸結於“專製”二字予以全盤否定，將國民所有的落後挨打、陋習、弊端和弱點都歸罪於禮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