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士大夫的清談風度究竟指的是些什麼內容呢？一曰：體無。所謂“體無”：即無名，不講功名，無累，不講社會責任，即沒有拖累；無物欲，便是沒有任何的物質欲望。所謂“勞躬役物。自畢臊穢，心奔於欲，不適所安，物情順通，越名任心，明無為至趣，葆自我之真。正是在這樣的思潮籠罩之下，文人將興趣和精力轉向對文學本身內容以及形式的探討，文學與經術分家成為一種時代的必然。
從魏晉到南北朝，皇帝王朝不斷更迭，社會上層爭奪砍殺。政治鬥爭異常殘酷。名家貴族一批又一批地被送上刑場。當時的文人士大夫就經常生活在這種既富貴安樂又滿懷憂患的境地，處在身不由己的政治爭奪之中。“常畏大網羅，憂禍一旦並”（何晏），“心之憂矣，永嘯長吟”（稽康），是他們作品中經常流露的情緒。正是由於殘酷的政治清洗和身家毀滅，使他們的人生慨歎夾雜無邊的憂懼和深重的哀傷，從而大大加重了藝術的分量。他們的“憂生之嗟”由於這種現實政治內容而更為嚴肅。從而無論他們如何順應環境，保全生命，或者是尋求山水，安息精神，其中由於總藏存這種人生的憂恐、驚懼，情感實際是處在一種異常矛盾複雜的狀態中，外表盡管裝飾得如何輕視世事，灑脫不凡，內心卻更強烈地執著人生，非常痛苦。這一切構成了魏晉清淡風度內在的深刻的一麵。
以產生了中國文學史上第一部偉大的不朽的文學理論著作《文心雕龍》為標誌，中國文學經過先秦、楚漢到魏晉南北朝時期，便進入了一個文學的自覺的時期，無論從文學家、文學作品的影響，還是文學批評、文學理論的建立，都表明了這一點。
但是在今天，不少標榜清談的文人即沒有獨立的莊園經濟，也沒有脫離仕途，甚至對於如何走仕途十分迷戀，十分地擅長鑽營。他們是國家公務員，明明拿著納稅人的血汗錢，或者讓企業替他們買單，花天酒地，卻標榜自己豪爽，張揚個性；當你強調他的社會責任時，他又以崇尚清談，來逃避自身應當擔負的社會責任。明明是格調低下，物欲橫流，卻偏偏標榜為人性解放，明明是為男盜女娼，貪汙腐敗鳴鑼開道卻偏偏標榜為魏晉清談風度，隻要我們將他們所處的社會背景與魏晉時期作一個比較就不難發現，這完全是性質不同的。那些崇尚清談的士大夫的生存環境是如何的艱難險惡，他們在那種生存環境中保持清談風度是多麼難得的風骨和氣節，對比之下，你也不難看出某些高唱清談高調的人，骨子裏散發的腐敗氣息，當他們高唱什麼清談一類高調的時候，你不會有一種被人偷換了概念的被愚弄的感覺麼？
“朝秦暮楚”
從讀小學學習這個成語的時候，老師就告誡我們一個人不要朝秦暮楚，那時在我們的心目中，朝秦暮楚等於不忠，等於小貓釣魚一會兒捉蝴蝶一會兒捉蜻蜓，等於猴子進山拾包穀，拾一個丟一個，心猿意馬三心二意等等，總之是屬於不專心致誌一類不良行為。
最近我讀《國史大綱》，錢穆先生在２０世紀初的北京大學執教中國通史的時候對春秋乃至秦漢時期作出這樣的論述：“近人好以羅馬與漢代相擬，然二者立國基本精神已不同。羅馬乃一中心而伸展其勢力於四周。歐、亞、非三洲之疆土，特為一中心強力所征服而被統治。僅此中心，尚複有貴族、平民之別。一旦此中心上層貴族漸趨腐化，蠻族侵入，如以利刃刺其心窩，而帝國全部，即告瓦解。此羅馬立國形態也。秦、漢統一政府，並不以一中心地點至勢力，征服四周，實乃由四周之優秀力量，共同參加，以造成一中央。且此四周，亦更無階級之分。所謂優秀者，乃常從社會整體中自由透露，活潑轉換，因此其建國工作，在中央之締構，而非四周之征服。羅馬如於一室中懸巨燈，光耀四壁；秦漢則室之四周，遍懸諸燈，交射互映；故羅馬碎其巨燈，全室即暗。秦、漢則燈不俱壞光不全絕，因此羅馬民族震爍於一時，而中國文化則輝映千古。”“以近世科學發達、交通便利、美人立國，乃與我差似。”（錢穆：《國史大綱》商務印書館出版），他認為秦漢時期的中國，“由四周之優秀力量，共同參加，以造成一中央。”社會的“所謂優秀者，乃常從社會整體中自由透露，活潑轉換”錢先生認為中國古代的這種機製隻有近代的美國可以與之相比。由此可見春秋戰國時期的文人士大夫的所謂“朝秦暮楚”，並不一定是一個貶義詞，人才自由流動，不正是我們今天所提倡的嗎？
回想當年儒家的創始人孔子抱著改革天下之宏大理想，坐在一輛破牛車上，帶著他的弟子們，整日顛簸在山間小道，忙於周遊列國，忙於在民間設壇布道，由此掀開了中國曆史上民間教育的第一篇章。在他四處遊說的生涯中，他宣傳他的“仁者為仁”，“克己複禮”的學說，他不僅僅接觸到列國的士大夫，王室貴族，也接觸到大量民間人士，使得原本來自貴族，為貴族壟斷的學問日漸民間化，所謂的諸子百家，所謂的百家爭鳴，正是因為王官之學漸漸流散到民間所結出的碩果。朝秦暮楚，給我們描摹的不正是這樣一副情形麼——當年士大夫為追求真理，著書立學，四處奔走，“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而上下求索”。
應該說中國傳統文人的自由透露活潑轉換，不僅僅使他們在春秋戰國時期可以朝往秦國暮去楚地，同時在以後的朝代，當他們與統治者無法合作的時候，會從“學而優則仕”的仕途，從“入世”建功立業轉為“出世”回歸民間隱居山水。當然遭遇戰爭饑荒，文人們顛沛流離。而所有社會之不幸，常常造就了文學。而民間社會在作家們的生活和創作中尤其顯得重要，在民間，這些文人感受著平民百姓的喜怒哀樂，感受著田園風光大自然的浸染，當然這些遠離“皇權”的鄉村、山野或水泊便成了文人最後的“樂土”，歸宿或家園。
朝秦暮楚，這個成語是如何轉換今天我們普遍認為的貶義詞了呢？也許因為春秋戰國時期已經離我們久遠，我們隻得從史書史料中重構他們那些已經模糊的背影，去遙想他們當年的意氣風發壯誌不已的雄姿了。
敬我“彤管”
我們從念小學開始，便對先生手中的那一支紅筆有一種特殊的敬意。如果作業本發下來，是一個紅紅的１００分，那種得意和自豪幾乎是很難用言語來形容的。假如作業本上是一把紅色的“Ｘ”，那種難受和難堪的沉重似乎都因為那紅色的——有了紅色的授意才特有的警覺與自省，一次一次的紅色的批複，我們在先生的指引下找到了知識與智慧之門的鑰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