負責這本書的領導不許我寫太長的《自序》，然而我作為一個話癆，在自己的地盤怎麼能忍，又怎麼忍得住？所以我對自己說：領導隻說不許寫太長的《自序》，但沒說不讓寫太長的《後記》。嘿嘿。
《自序》裏寫了三段“《女少年》是這麼來”，都很抽象，抽象得讓不知道的人看了會以為寫小說更像一門自娛自樂的行為藝術。實際呢？好像吧……也是。
我之前出過六本書，除了第一本《懶得哭》有讚助商哈根達斯給的真金白銀之外，其它幾本都沒得到太多稿費。這還是挺讓人氣餒的。
所以我也說不清到底是什麼動力在支持著我不管不顧持續玩命兒的寫，好像也沒跟誰賭氣、也沒跟自己較勁。隻是，那些字兒，那些情緒，那些被我想象出來的人物，像被歲月催逼的青春痘一樣無法抑製地從內心深處一個接一個地互相勾搭著扭出來。多少有點不顧廉恥的意味。是的啊，一個久寫而不暢銷的作者大約是要具備一點不顧廉恥的心懷的，哈哈。
我才不想把這事兒說的特玄特悲壯。寫的過程，苦嘛，累啊，當然是。可活著哪有不苦不累的？
何況，另一個真相是，看書和寫字對我來說和衣食住行一樣是人生頭等重要的事兒，我不是特別說的清它們的意義，我隻知道它們讓我覺得活著更有意思，恩，對我來說，“意思”遠遠比“意義”重要得多。
所以，在這本書裏透過每一個字我想要呈獻給你的，也是各種各樣的“意思”。
話說，距離上一本小說，已經有四年之久。
這四年裏，陸續動筆寫過三個不同內容的故事，都打算寫成長篇。每個都是寫到大概5、6萬字的時候就寫不下去，也不知道為什麼，我總是忍不住地心猿意馬，直到開始寫《女少年》才終於安穩。
嗯，寫小說和談戀愛很像，對的人，要在對的時間出現才不會彼此錯過。
我很愛我寫出來的這些人，他們過得亂八七糟，各個心裏都千瘡百孔，他們每個人內心都強大的“自我”，在比內心更強大的現實中肝腸寸斷，仿佛，在他們窮盡心力就是要把自我彙聚成了沒什麼自我的“大眾”。
這情況隻能用村上龍的那句話總結：“好厲害，我們活著。”
起初這幾個人都沒有具體名字，像《紅高粱》裏麵一樣，用“我爸”“我媽”“我哥”“我”分別稱呼。
有一天，大腦塞住了，閑極無聊懶得思考就偷懶玩微博。猛然看到我喜歡的梁朝偉從天而降“突進重圍”，他來得太是時候，我一高興，覺得這是天賜的，毅然決定用他的尊名，所以，“我爸梁朝偉”，確實是因“影帝梁朝偉”而來。
當然他跟他從人物個性到經曆都沒有任何關係，就像悲傷的電影反而需要悠長的配樂，我隻是單純地覺得把這麼一個眼神深邃性情內斂的大明星的名字用在一個個性擰巴，人生混沌的小說人物身上顯得特別有喜感。
我覺得真的梁朝偉不會跟我計較的。或，如果他跟我計較，我應該會很樂吧？嘿嘿。
“我媽陳萍”這個名字來路沒那麼曲折，那年在寫《景觀劇〈紅樓夢〉》的時候結識了著名的戲劇導演陳薪伊，後來一直叫她“陳導媽媽”。“陳萍”這個名字和陳導媽媽的本名同音。她是我特別敬重喜愛的女人，所以用她的名字有一種晚輩跟長輩發嗲時慣有的小甜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