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整個少年時期所有見識過的人當中，還有一個特別重要的人，我始終把他放在心上，而他的出現，則是我人生的一份意外的“禮物”。
那是在梁小飛被定性為“臭流氓”之後，我那對在“愛麵子”這件事上旗鼓相當的父母，無法承受每天出沒院子都要見到那些暗中議論我們的倒黴鄰居。他們用了兩三個星期時間就迅速做出了決議並迅速做出安排。隨後，打著要監督改造梁小飛的旗號，把他暫時轉學到了南方，我爸媽隨行。由於當時我奶奶已跟大姑姑去了北京，我姥姥跟我舅舅回了上海，姑姑和舅舅又都快速幹脆地做出了無法收留我的回應，我就被我爸媽潦草地丟給了他們的一個朋友。
我在懷孕的那幾個月裏，寫了一厚本日記，我還給它起了個名字叫《你是我的寶貝》，這本日記獻給當時尚未來到世界上的我的女兒趴趴。
其中的一段如下：
“親愛的寶貝，我在想，如果，如果有一天，我迎接了你的到來，我會向你承諾，在你成人之前，我絕對不會輕易離開你，絕對不會因任何理由把你丟棄給任何除了我和你爸爸之外的人。不管那個理由聽起來是多麼的‘合理’。”
我像發誓一樣一字一頓鄭重地說出這句話，是因為我對“被丟棄”這事兒實在太有經驗了。
小的時候，有很長一段時間，我都覺得我自己臉上有倆戳，分別印著“累贅”和“被嫌棄”。
那個想象出自於當時熱播的連續劇《武鬆》，其中一個鏡頭給我印象深刻：武鬆在被發配的時候，左右兩邊臉上像刺青一樣分別被烙了有字的印章。
初中二年級的時候，有一次，忘了什麼誘因，我跟我媽吵架，吵到酣處，詞窮，失控地抖出一句：“那你們為什麼要生我？”
我媽當即顯得很崩潰，邊哭邊曆數她因為生養我而經曆的各種艱難曆程。說得我非常愧疚，但心裏的那個疑問的熱度就絲毫沒有減退，不但沒減退，它更變成了很多情緒彼此糾纏的心理陰影：
“我不被喜歡。”
“生我，給家裏，尤其是媽媽，帶來了非常大的痛苦。”
“我是一個沒良心的小孩。”
這些疑問合成一個複句就是“我給媽媽帶來很多痛苦，因此不被喜歡，並成長為一個沒良心的小孩。”
接著那個問題仍舊無解，是啊，“既然如此，那請問為什麼要生我？”
尤其，我又不是第一個小孩，我在我哥6歲的時候才問世，那6年，按道理說應當足矣讓我父母有反省反思的餘地。
或者他們沒來得及反省又懶得反思，所以他們對我的到來這個事實接受起來似乎也總是心存芥蒂——至少他們給我這樣的感受。如果誠實地麵對回憶，我確實在整個童年和少年都明顯地感覺到，我爸媽非常熱衷於如何把我“甩掉”，隨時隨地。
在我的記憶中，曾經最怕聽到的一句話就是“我不要你了。”
那是我小時候陳萍最最常用的句式，通常的用法是“如果你再XXXX，我就不要你了”或“如果你不再XXX，我就不要你了。”
反正，其結果就是，在我內心深處，總覺得他們隨時都會“不要我”。
而，他們在日常生活中也總以各種方式演習“我不要你了”這一恐怖的情形。
他們甩掉我的方法很多。
在零到六歲之間，我已經住過太奶奶家，奶奶家，姥姥家和舅舅家。整個的幼年過得異常漂泊。
終於有那麼一年，似乎從形式上回到了父母身邊，但也回得不是十分爽快。
那時的我大概三歲左右，已經對人事有了記憶，也已經對人情有了分辨，出於天性，我當時非常“黏”我的父母。
那年梁朝偉還沒搞外遇。他們的婚姻似乎還處於平穩狀態，至少，從行為上，他們每天都會回隻有他們兩個人住的“新家”，而我則大部分時間跟姥姥，舅舅，還有梁小飛住在十五分鍾車程外的“舊家”。
每天最熱鬧的時刻是接近傍晚，我爸媽舅舅還有梁小飛會分別下班放學，然後我們濟濟一堂。
我的幼年時光很單調，白天，一整天我都和姥姥在“舊家”，每天從下午四點左右開始，我就會搬一把小凳子站在窗前，我隻有站在凳子上以後視線才能夠到窗口。然後我就會一直保持那個站姿向窗外遠望，一直等到我爸媽下班我哥放學。
陳萍在回憶起這件事兒的時候會把它總結成是我姥姥相當會帶小孩，把我教育管理成一個非常懂節製，知分寸的孩子。
我不知道，也許是吧。但我對那個情景最清晰的記憶就隻有一個感受，就是，每天，我都在等待他們。
等待的情緒占據了我幼兒時期的50%，剩下來的50%則是被拒絕的自卑和委屈感。
而一天當中最驚險的時刻是晚飯後。我，一個剛有記憶的兒童，總是柔腸百轉地渴望我爸媽垂憐，賜我跟他們一起回到“新家”的恩澤。
但這個小小的願望被滿足的幾率從來沒到過百分之十。他們總是能成功地伺機溜走。當然了，甩掉我也不需他們太費腦筋，起初我爸媽總是利用我被我姥姥帶去上廁所的空檔開拔。
所以，後來有一陣子，我都不怎麼敢吃晚飯，並且完全不喝水，主要是怕吃多喝多要上廁所。即便是這樣，他們也還是有別的辦法。
那時候我有一個跟我形影不離的布娃娃“妮妮”。很多次，我爸媽表麵上假意騙說要帶我一起走，他們笑嘻嘻地對我說：“你和妮妮先去院子口等著吧。”
我傻不啦嘰哄抱著妮妮真到到院子口去等。等半天，天都快黑了，他們還沒出現，我隻好返回去找他們，其實那時候他們早已經從另一個院子繞行溜走了。我姥姥看我回來就會直接默不作聲地把門鎖好，也不回答我的任何提問。梁小飛在外麵玩兒，對此毫不在意，等我發現自己上當之後會哭那麼一陣，姥姥也照樣是默不作聲，料定我哭累也就罷了，事實也是如此。
好笑的是，這種方法他們屢次使用，我屢次上當，上當後屢次哭，大家最後也就都習慣了。
也怪那時候的宅院布局，什麼吖，院子跟院子之間阡陌交通，哪兒跟哪兒都連著。讓我這種智商偏低，天性老實的幼兒，隻能可憐巴巴呆在原地，一次一次在同一種騙術中上當，最後隻得默默承認自己是個總被父母甩掉的，或許不怎麼被愛的小孩。
前幾年的時候，回憶到此事，我忽然又有了新的想法。我在想，也許我父母的關係並不像我小時候以為的那麼糟糕，要不然為什麼他們在結婚十幾年並已生了兩個小孩之後仍舊那麼的貪戀晚間的二人世界？或許，和很多那個時代的人民一樣，他們隻是不太習慣和不太熟練於如何呈現他們的親密關係。糟糕的是，他們不熟練的親密，被以為成了對小孩的不親密。
我在惶惶不可終日的被甩生涯中，最最擔心的事是我父母那種沒有先兆地出差。
梁朝偉年輕時代是一個運動員，年紀大了，混成了“教練”，在體校教年輕人打乒乓球。
陳萍從事的工作，用現在通行的詞彙來說，應該叫做“公務員”。我小時候並不完全搞的清她具體的工作，就知道，她是“坐辦公室的”。我跟她去過她上班的地方，印象裏，她的工作內容就是不斷地拿鑰匙開一個鐵櫃子，從裏取出公章，給各種前來找她的人蓋章，蓋完再放回去，鎖好，每天重複好幾次，看不出任何技術含量。
他們倆的工作給我最強烈的印象就是“當大人好容易啊！”
並且，當大人最容易的一個部分是好像可以自由地支配自己的時間和行為。我相信他們一輩子都無法了解，他們一撇腿兒就讓自己出差了這個行徑，對我當孩子時的生活，究竟產生過多麼嚴酷的影響。
我小時候最害怕的情景之一，就是我苦苦等了一天之後，不見我爸媽的人影。
我對梁朝偉出差的感覺沒那麼強烈，因為他出差陳萍還會在家，但陳萍一旦出差，梁朝偉就會自動消失，連吃飯帶睡覺都有不同的去處。
我姥姥又特別不愛開燈，每當我媽出差，我回家看到的情況就是這個樣子：在昏暗的天色下，姥姥用和天色一樣昏暗的聲調輕描淡寫地跟我說一句“你媽出差了”，就默默轉身進裏屋去了。
留下我孤單一人佇立在家徒四壁的客廳，心情絕望到了南城外，那種感覺和看《聊齋誌異》時候的感覺相當接近。
這種感覺，在我有記憶到離開家的14年中，大概重複了50次左右。
那當然是一種煎熬。
那個煎熬帶給我許多的疑惑，我很想知道，是不是因為自己不夠好，所以我的爸媽才那麼迫切地總擺出一副趕緊離開我的架勢？
如果真是這樣，那我到底是哪裏不好呢？
我百思不得其解，也試圖從我爸媽和別人的對話中苦苦搜索著答案，想要找到一些蛛絲馬跡。
從他們對別人評價我用的形容中，我默默勾勒出了自己最初的樣子：我，是一個不好看，不聰明，有點兒倔的小孩，最要命的是，我可能是“從垃圾站撿來的”！
我們那個年代的父母特別流行對小孩說“你是我們從垃圾站撿來的”。
我的父母更是自戀似的對這個有點冷的說法相當上癮。
在他們反複說了不下十次關於我的“垃圾站身世說”之後，我終於從一頭問號過渡成一段將信將疑，之後，最終深信不疑。
我到今天也沒太理解他們那麼說的動機。尤其，當我如今以一個成年人的觀點來看待它，就更加不能苟同這個說法。
想想看哈，一個大人，當你對自己的小孩說：“Hello，注意啦，你，是我們從垃圾站撿來的。”這到底是什麼動機呢？
他們有沒有假設過小孩會不會相信？
不如我們現在來假設一下好了。
如果孩子不信的話，那麼這豈不是構成了一個欺騙？
如果孩子相信的話，這就更加可怕。
事實上我相信很多的小孩和我一樣，起初是相信了的。我從來沒敢告訴過梁朝偉和陳萍，我最後一次想象我的“親生父母會來接我”的時候，都已經上中學了。
這之前的十幾年，他們的這種躲避，或說隻是戲謔，已經牢固地成為我的夢魘。
更令我搞不懂的是，到後來，我爸媽非要把頻繁去外地的理由強加在我跟我哥頭上。
“還不是為了你們！！”
“還不是為了咱們家能過得更好？？”
有時候覺得大人真自以為是，嗬嗬，為了我們？為了更好？那怎麼不問我們需要什麼，我們覺得什麼是更好？
好吧，我內心從來沒有變過的答案就是：
“我全部的需要，是你們能讓我，好好跟你們在一起”——尤其，當我，還隻是個孩子。
“被父母甩”留給我的後遺症是長大成人後的每一個分手都是我主動，想必是被甩怕了。
當然，在所有被我爸媽甩的經曆中，也有一段，是特別不同的，它好像螢火蟲，在我最害怕的夜裏，帶來小小的光亮，小小的溫暖，和原本就應該屬於童年的童趣。
就是那次，在梁小飛被冤枉為“臭流氓”之後，我爸媽帶他南下，我被托付給一對陌生夫妻。
再次重放一下我被托付給別人的理由：彼時，早年支邊的青年都絡繹不絕回到各自的“原產地”，所以，我奶奶跟我大姑姑梁朝心一家一道回了北京我大姑父的家。我姥姥則跟我舅舅們回到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