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政事堂於中書省，標誌著三省製的破壞。改政事堂為“中書門下”，則標誌著決策行政合一的新中樞體製的形成。裴炎的時候，三省長官都是宰相，政事堂隻是作為宰相議事的一個辦公室。中書門下作為宰相府署超於三省之上，成為決策行政合一的機關。至於尚書省，在這種體製下，唐初裁決政務的權力被中書門下取代，中書門下直接執行皇帝的命令。決策和行政合一了，三省變成了兩省。尚書六部職權漸失，尚書都省成為純粹勾檢文案的收發機關。同時，門下省、聯絡中書省、尚書省的樞紐地位也喪失了，再加上封駁權的喪失，在體製上失去了對君權的製約。這樣，君相關係在武則天時期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
中書省權位的提高，並不說明宰相權力的加強。因為中書省內的中高級官僚中書舍人侵奪了決策程序中原本屬於宰相的權力。百官的表、狀等上達中書省，由中書舍人分工進行押判，提出初步的處理意見，其餘舍人同押連署後進呈於皇帝。這使得中書舍人與作為首相的中書令之間的距離在擴大，其作為中書令屬官的性質有所改變。
武則天一方麵削奪了唐初時沿流下來的宰相與皇帝共同決策大政的權力，大權獨攬；另一方麵又打破舊有的三省體製，取消門下省封駁皇帝已作出的決策和命令的權力，將尚書省的主要權力交給中書門下，抬高了中書令的地位，以便於執行皇帝的決議。武則天還大大加強了中書省中中書舍人這種級別不高官員的職權，讓他們在參決政務上發揮實質性作用，製衡中書令的權力。在這個精密的權力機器中，武則天居於中心，以心使臂，以臂使手，操縱著龐大的機器運行。
由於宰相機關逐漸淪為皇帝的秘書機構和純粹事務性機構，相權對皇權的製約機製被徹底破壞。在這種情況下，宰相的權力全在於皇帝的臨時授予，而不是來自製度的規定。
武則天能攬住大權，和她通曉典章製度，明晰製度的利弊而為己所用分不開。範文瀾先生曾將唐代的三位最有成就的君主做了比較，認為唐太宗經常以“守成難”和“慎始慎終”來警戒自己，是位虛心謹慎之主；唐玄宗早年是勵精圖治之主，晚年卻以驕侈心代替了求治心，在三人之中，弱點最突出；而武則天則始終執持權柄，權不下移，是位專斷之主。
武則天在政治上的能力初見端倪，她輕而易舉地擊垮了上官儀的陰謀，成為與高宗並列的“二聖”之一。她通過封禪儀式和修建大明宮，漸漸地攬住了大權。
天後專權
上元元年（公元674年），是武則天政治生涯中裏程碑式的一年。在這一年，高宗稱天皇，武則天稱天後，第一次用了“天”的字號。
武則天在當上皇後到高宗去世這段時間的臨朝情況，是一條攀升的曲線。在武後初為皇後的十年，高宗是日日臨朝，武後臨朝隻是偶然。在中間十年，從麟德元年（公元664年）到鹹亨四年（公元673年），高宗與武後是同時臨朝，武則天在稱呼上再升一級，與高宗並稱“二聖”。在後10年，從上元元年（公元674年），高宗稱天皇，武後稱天後。武則天是日日臨朝，高宗臨朝成為偶然。
當武則天還是昭儀的時候，她與高宗在一起，總問起朝廷裏的事，了解朝中各位大臣在朝中所處的地位、籍貫和升遷過程，學識才幹與個性喜好。朝中大臣多在先帝時就已居高位，他們功高位尊，大多又都曾擔任過他的師傅與太子宮官員，高宗對他們很尊敬，逐漸養成了一種言聽計從的習慣。武則天鼓動皇上設法建立自己的威儀，不能事事聽命於大臣，應像先帝那樣廣聽兼納，形成自己的見解，這樣大臣們方能對他心服口服。高宗既願意談朝廷裏的事，也願意聽取武則天對朝政的分析。高宗越來越覺得武昭儀是他的好幫手，而且她對朝政的種種分析很有道理。
鞏固了皇後地位的武則天，並不滿足於僅僅在後宮給皇帝做個賢內助。事實上，幾年來廢王立武鬥爭中掀起的政治波瀾和社會變革，已使她不能止步了。武則天有信心成就更大的事業。在高宗生病的這段時間裏，武則天參決政事的程度視高宗的身體狀況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