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遂良等人的行為盡管不理智，但還是起了作用的，雖然皇帝怒氣衝衝，但他不能不慎重考慮，這是因為褚遂良的顧命大臣地位。在曆代帝王統治中，如果前朝老臣同仇敵愾，堅守防線，新皇帝也不敢輕易孤注一擲。何況高宗是個弱勢皇帝，在與臣下的權力拉鋸戰中沒有取得絕對勝利的把握。如果不是後來李勣插了一手的話，高宗幾乎要放棄立武昭儀為皇後的打算了。
在和褚遂良發生衝突的第二天，皇帝召見了李勣。這也許是出自武則天的要求，因為李勣稱疾不來，便意味著他的觀點可能與長孫無忌等不同。武則天敏感地抓住了這轉瞬即逝的信號。召見李勣時，李勣是和皇帝單獨進行談話的，另外三人都不在場。高宗對李勣說：“冊立武昭儀的事，遂良固執不從。遂良既是顧命大臣，事若不可，也隻有罷手了。”李勣對曰：“此是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由於李勣這句話，武昭儀得以立為皇後，永徽政治的格局便走向崩潰。李勣的一句話有如此大的影響力嗎？陳寅恪認為：李勣對高宗之言，舊史認為是依違之言，但實際上是積極地讚成。當時無人不知高宗欲立武則天為後，但此事不能不取決於四大臣，李勣不施用否決權，而采取棄權的方略，這和積極讚成有什麼兩樣？李勣在當時是軍事力量的代表，高宗既得此助，自可不顧舅舅長孫無忌等關隴集團的反對，悍然行事。李勣不附和關隴集團，是因為武氏和他同屬山東係統，自可不必反對。
從政治上講，一個新的武則天時代已經來臨了！自漢代以來，貴族幹預國家政權，外戚長期影響中央政局的局麵結束了。武則天的得立，使得身兼外戚、貞觀首席功臣和高宗首席顧命大臣的長孫無忌喪失了在廢立大事上的發言權。從此以後，除了極少數特別時期外，外戚作為一支政治勢力，已基本退出了曆史舞台，即使有時出現女主幹政，也不見有外戚的身影。武則天通往權力頂峰的曆史，實際上就是門閥士族徹底衰落的曆史。
武則天登上皇後的位置，取得了階段性的重大勝利。她沒急於再擴大戰果，而是先把皇後的位置坐穩。因為，此時以長孫無忌為首的關隴舊貴族已經驚醒過來，他們正明裏暗裏地進行反攻。
武則天當上皇後後對長孫無忌沒有喪失警惕。她知道，關隴集團隻是小敗一場，這些政治鬥爭才能極高、經驗豐富的老臣肯定還會積蓄力量反撲。他們會變換策略，以圖重新控製皇上，影響朝政。現在，自己雖然做了皇後，但沒有損害他們的權力基礎，長孫無忌還在，其他人仍執掌著朝廷中的主要部門。要刷新政治，首先必須拔除關隴集團，但現在就任用關外庶族還不是時候。她剛剛即位，必須樹立一個賢德的國母形象，讓臣民習慣她、擁戴她。過早動手，會讓人認為她是為易後之事報仇，對自己的形象不利。再則，除掉反對派，必須要做到有理有據，讓天下人心服口服，不讓臣民說皇上和她濫殺舊臣的壞話。
顯慶元年（公元656年）二月辛亥，高宗下旨贈武後父武士彠為司徒，賜爵周國公。後母楊氏也晉封代國夫人。武則天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抬高武氏家族的地位。唐代的皇後必須出自門閥名家。而且，借這一次封贈，武則天也在向外朝表示：皇後的勢力已蔚成大國，獨樹一幟了。十一月，獨承高宗之寵愛的武後又生了第三位皇子，取名為李顯。為示慶賀，各京官和朝集使都加了勳級。李顯很快又被封為周王。武則天事事遂意，躊躇滿誌。
武則天在對長孫無忌一派動手之前與他們有兩次角逐：第一次是對廢後王氏與廢妃蕭氏的鎮壓。第二次是立自己的兒子李弘為太子。這兩步是鞏固權力的重要步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