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國家經濟參與世界重新洗牌的任務“托付”給企業家的想法，我是從美國20世紀的一句廣泛傳播的名言中得到啟發的：既然在“美國世紀”，美國的事業是商業（The business of America is business），那麼，到了21世紀，中國的“老板”是老板（The boss of China is the bosses）—決定中國前途的該輪到中國的企業家了。
20世紀中國發展的決定性力量無疑是政治和政治領導人，那麼21世紀呢？中國在21世紀發展的決定性力量很可能就是經濟和企業家，是“老板們”，他們是“中國世紀”的關鍵角色。
在21世紀，中國不僅在解決具體的、現實的問題層麵要靠企業家，即使在社會層麵企業家起的作用也很可能比政治家所起的更深刻。我們在前麵說過，理想型企業家在推行合理性事務上更便利、成效更好，因為涉及麵更小，可控性、可操作性更強。美國總統奧巴馬在上任兩年後，流失了不少民意支持率，使得他所在的民主黨在中期選舉中失利，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政治家在一國範圍內推行變革的難度非常之高，以至於進展緩慢，達不到選民的期望。
在現實和實踐層麵，企業家的作用總是更關鍵。在偌大的中國辦事，要錢，要決策，要行動，要改進，要持續不斷改進，要符合社會與人們的需要，要與外國競爭，諸如此類，不勝枚舉。哪一類人或什麼樣的階層有能力綜合這些因素並找到解決問題的辦法呢？隻有企業家(或廣義地講，隻有企業家精神)。
中國要進一步在模式上發生變革，勢必出現與權勢型、曆史沿襲型之間的大碰撞、大衝突，因此倘若“中國世紀”要到來，中國企業家要起的作用絕對是前所未有的。也正因為如此，我們對企業家的要求也會是前所未有的。當然，我們現在還難以知道這種要求究竟是怎樣的，我們知道的是唯有理想型能產生與權勢型、曆史沿襲型相抗衡並戰勝它們的非對稱性優勢。從這個角度，我們可以簡化地去看這個問題：以任正非的要求去要求那些將創造“中國世紀”的企業家們。
讓我們再來瞧一瞧知本主義企業家任正非。任正非這些年的所作所為告訴我們，做一位世界級的企業家是有難度的。“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誌，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隻有通過重重考驗的企業家，才是能夠承擔大任的人。因為要想在世界市場上脫穎而出，就得經過各方麵的挑剔、挑戰、檢驗，而企業家的背景再厲害、再擅長買低賣高、關係網編織得再密實，也無濟於競爭力的提升。
板凳要坐十年冷，梅花香自苦寒來。我們說好企業家是稀缺的，堪當大任的更少，說的就是好企業家必定要經曆眾多考驗。任正非創辦華為經曆了哪些考驗？大而言之,凡是企業所可能遭遇的挑戰，他都遭遇了，我們隻能列舉其中的一些：市場、組織、管理、知識產權、所有權、人力資源、品牌、商業模式、商業風氣、領導力、資金、技術、企業文化、全球化等。這些方麵的挑戰都是硬碰硬的競爭，還真不是一般的企業家可以輕鬆勝任的。
由於我國長期實行計劃經濟體製，在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這些方麵的考驗（以及更多未列舉的項目）對任何一家企業來說，幾乎都是在同一時間齊刷刷地出現在了企業家的麵前。前無經驗可借鑒，同時又要應付現實的生存和發展，想要解決這些問題絕非輕鬆。而解決這些問題，沒有簡單的、統一的措施，隻能由企業家按自身企業的情況去想辦法。事實上任正非很好地迎接了這些挑戰並取得了不錯的成績。一家企業遭遇這麼多的考驗，如何還能比較順利地高速發展了20多年直至成為世界五百強之一還勢頭不減？一個明顯的事實是，華為的基礎牢—“羅馬不是一天建成的”，任正非從成立華為以來，就無縫地進行了變革，一步一個腳印，一個問題一個問題地解決，而且每次都是從流程化、製度化的角度進行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