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大國若烹小鮮”
一般情況下，一個青年要修煉成打心眼裏喜歡煮飯炒菜，是需要花費很長時間和很多周折的。好企業家為什麼這麼稀缺？看起來，夢想做企業家、做老板的人可是多了去了，但從結果來看，跟成就一位好廚師是同樣的：一個下海經商的人最終要陶冶成一位好企業家，需要花費很長時間，要大費周章。像比爾·蓋茨那樣的人畢竟是極少數。好的企業家和會做飯菜的好男人一樣，首先做這項工作的人的基數就很少，其次其技藝需要花費很長時間才能練成，而最後真正能夠出乎其類、拔乎其萃的，格外稀罕。
這就是“治大國若烹小鮮”的現代含義，即：做一位企業家，要心甘情願地、樂此不疲地做吃力不討好的事、雞毛蒜皮的事，要去深入了解自己的長處和能力、眾人的需求和心理，要管吃管喝。這還隻是第一步，還有技藝層麵的、質量層麵的、材料層麵的、環境層麵的、形象層麵的、采購層麵的、績效評價層麵的、培訓層麵的、新產品開發層麵的、消費心理層麵的、誌趣層麵的、信用層麵的，另外還有外部環境係統層麵的，更是不一而足。每一個環節、每一個方麵的影響，都至關重要，來不得半點閃失。稍有閃失，就無法成為好企業家和好廚師了。
看看清朝末年，我們就會發現，“治大國若烹小鮮”是邏輯上異常清晰、實踐上難上加難的事。如果很容易的話，清朝政府隻要通過維新變法，隻要實行君主立憲製，就可以走上富國強兵之路了。在中國，實踐並沒有這麼簡單。“工業革命以來中國的經濟發展情況表明中國在工業經濟領域是失敗的”，但我們自以為或者自我期望可以通過找到一個萬全之策快速趕上。這種心理期望從清朝末年起就不絕如縷。新中國成立後，這種期望轟轟烈烈搞一個運動就能解決問題的情況也不少見，“大躍進”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然而到了改革開放的年代，我們“發現自己幾乎沒有競爭力。西方也就是七八十年代開始騰飛的，為什麼我們還沒有趕上？”長波理想是美好的、偉大的，但一旦具體到短波理想，就會發現困難重重，而劇烈的社會變革，總是不斷地“浪費”著時間和資源，卻在建設性地解決問題上成效甚微。
經過30年的改革開放，我們總算有了點起色，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又給我們帶來了“一次重新洗牌的機會”，中國這次能否抓住契機？“如果按過去30年的經驗，我們繼續靠粗製濫造、不關注知識產權、靠低廉的勞動力、靠成為世界工廠，這個模式還能走得通嗎？”這個模式有能力參與世界的重新洗牌，並使中國一躍成為世界的領導者嗎？
實際上，對於這麼宏大的主題，涉及麵這麼廣、這麼深的問題，不可能有簡單的答案和事前的完備計劃。在此說起，是想換一個思考角度：何不把這個問題的解決“托付”給企業家，交給無數像任正非這樣的知本主義企業家？
很久以來我們一直沒有把這樣的國家層麵的問題交由企業家解決。在中國落後的漫長過程中，企業家一直沒有發言權，沒有正兒八經地發揮過他們應有的自主創新、市場導向、結果導向、善於抓機會的作用。或許，現在應該有所變化了。改革開放30年讓我們看到，企業家精神的能量一旦得到釋放，就會產生巨大的效果。如今，國家經濟模式的升級更替、“中國世紀”這個長波理想能否順利起航並在未來變現，企業家的作用更是無法忽視。所不同的是，這些任務比之前30年的更重大、更艱巨，我們需要更具創新精神、更有世界級競爭力的企業家和企業家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