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所謂智者樂，仁者壽，長者隨心所欲。季羨林先生曾是一介布衣，但他在文革期間的惡劣環境中仍能堅持自己的追求與原則進行文學創作。他的書，不僅是個人一生的寫照，也是近百年來中國知識分子曆程的反映。
事實上，能夠影響我們的不是事物本身，而是我們對待事物的態度。我們對待事物的正確態度應該是：平和沉靜，腳踏實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範仲淹在《嶽陽樓記》中寫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優，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乎！”“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已成曆代仁人誌士崇高憂樂觀的精辟概括。而“不以物喜，不以己悲”這一句，在憂喜這對矛盾關係的處理上，也可以達到順其自然“難得糊塗”的境界。
範仲淹記嶽陽樓，一為重修嶽陽樓，更為勸老朋友滕子京。滕子京當年作為改革派人物受誣被貶到嶽州，心中憤憤不平。範仲淹便借記嶽陽樓，而把規勸之言和自己的處世態度自然藝術地表達出來。所謂“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就是說人的憂喜情緒不因客觀景物美好而高興，也不因個人境遇不佳而憂傷，順其自然、豁然、超然。
我們普通人很難以做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因為人畢竟是有情有欲、不可能受客觀外界幹擾而無動於衷，也不可能因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而麻木不仁。隻是要在客觀外界向自己壓迫而來時，能夠慨然以對，灑脫些，想開點，看遠點。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不是隨心所欲，跟著感覺走，要怎樣就怎樣，無拘無束無節製，而是要懂得掌握一個“度”。凡事都要有個限度和分寸，過了那個限度和分寸就會走向另一個極端。追求自由人性和放縱自我之間隻是一步之隔，一念之差。憂憤過度會導致對現實不滿，進而傷害他人，損害社會公德；樂極生悲，無限製地“享受生活”，就會墮落；就算不會墮落，也不利於養生，過優過喜都有害於人的身心健康。
喜也好，憂也罷，有時在客觀環境不變，或變化比較小的情況下，就得靠主觀調節，努力減少憂慮，多尋找一點快樂。把目光放遠些，不要為眼前的境遇所困擾所壓倒；不要被蠅頭小利所誘惑，所腐蝕，做一股“淺淺水”，讓它“長長流，來無盡，去無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