濱海大學辦公室委托季杆找我征求意見，因為季杆是我門對門的老鄰居，又是我敬重的父輩。為了節約開支，學校決定把楊仁傑和水漂萍的追悼會合並起來搞。水漂萍也要搞追悼會？我壓根就沒想到還有這一說，一時傻了眼，哪能有什麼意見。季杆的頭發全白了，臉上的老人斑不但越來越多，而且越來越大，他以為我不同意，抓一抓頭皮試探我：
“你爸爸楊仁傑雖然隻是個副教授，但是他在國家最困難的時期擔任我們學校的行政科長，為了讓學生有飯吃，發明了糊湯麵，還成立工作組，自任組長專門研究，研究……”
季杆忘了這個名詞，嘀咕一句：“人老了，詞也記不住。”拉開公文包把打印好的悼詞翻出來查找，終於找到這個詞。
“對，就叫增飯法。楊仁傑專門研究增飯法，獲得巨大成功。楊仁傑同誌不但行政工作做得出色，教學工作也卓有成效。”季杆翻出另一份悼詞，“水漂萍助教被錯劃為右派，動亂結束後已經由學校統一平反恢複名譽，她對羌族文化和蠱惑民間文化有深入的研究，在校刊發表過數篇論文，對人類學作出了應有的貢獻。”季杆把兩份悼詞交給我：
“按規定，悼詞一定要家屬過目。你放心，都是肯定和讚揚的，人都死了，就算有不同看法也不會在悼詞中體現出來。”
我把悼詞推還季杆，我拿不準給母親開追悼會是不是一件好事。我能把七斤的跟我母親的感情告訴季杆嗎？不能。我能把母親跟楊仁傑的矛盾告訴季杆嗎？不能。既然都不能，我能拿出什麼理由來反對學校給他們同時開追悼會呢？因此，我隻能這樣說：
“我書讀得少，悼詞還是你來幫我把關。開追悼會的時間學校定就好了。”
“他們定後天，訃告上已經公布出去了。”季杆站起來翻翻日曆，“後天是禮拜天，大家有空。”
季杆做說客成功，高高興興回他對門的家了。對我而言，問題並沒有解決。
楊仁傑雖說是南下幹部，也不過是從贛南南下到閩南，還是客家人。客家人的喪葬禮注重“壽”和“孝”兩字，隻有滿六十花甲以上的老人亡故才算善終，善終的老人辦喪事俗稱“白喜事”。白喜事是要講排場的，表示老人多子多孫多福。白喜事的禮節非常繁瑣，分送終、報喪、守靈、入殮、成服、堂奠、出殯七個程序，此後還有上墳、做七七、做百日、做周年、除孝等。
濱海大學的喪葬禮也講排場，有多少人送花圈，有多少人參加追悼會，有多高級別的領導來慰問，悼詞有多少讚美詞，表示老人德高望重有人脈。這取決於兩條，一是老人本身有地位，有影響，二是老人的後代有權勢或者有錢。這麼說吧，如果是名教授死了，當然有排場；如果是校長的父母死了，也有排場。
我父親楊仁傑——還是講養父楊仁傑吧，楊仁傑五代單傳，隻有一個抱養的妹妹。楊仁傑跟我說過，我那個沒有血緣關係的姑姑嫁到一個至今沒有通水通電通公路的偏僻小山村，這個離鄉政府有八十公裏的小山村不過十幾戶人家，全部姓牛。我姑姑一氣嗬成生了四個女兒，姑丈死了，姑姑招一個男人入贅，一鼓作氣又生了三個女兒。姑姑家窮到一種程度：九口人合用七個碗，每一餐都有兩個搶不到碗的人要等前麵的人吃完再吃。楊仁傑很少提到姑姑，他對姑姑充滿畏懼，老擔心有一天找上門來借錢，對借錢的後果他是非常清醒的，他說：
“那是肉包子打狗。”
這樣，我跟七個表妹就沒有任何來往，不懂她們是不是每個都做了媽媽，有幾個當了奶奶。沒有一個親戚來為楊仁傑奔喪，按客家人的規矩來辦葬禮就顯得多餘，沒有觀眾的表演就好比豬八戒給嫦娥寫情書——自作多情。
至於我母親，整個中國都找不出一個她的親戚，因為她還來不及給我講她的家世就離世了，而楊仁傑從不會給我講她的家世。我不知道我的外公外婆是否健在，也不知道我有沒有舅舅、姨姨，我什麼都不知道，如何通知他們呢？
以我的設想，追悼會一定冷冷清清，一個是毫無建樹的副教授，一個是死了四十年的助教，有誰會對他們追思懷念呢？